东方汉文化圈各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深受儒教影响，其中尤以日本为最甚。对于东亚各国而言，这些来自中国的影响究竟有多深有多广，哪些好哪些坏，有何利有何弊，值得深入研究，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不过当时中国之文明程度远在他国之上，中华文化的传播，是文明薪火的传播，乃人类共同走向进步的号角。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国领导人曾向日本方面郑重道歉，对输出了孔孟之道表示歉意，真教人大惑不解。笔者对《孝经》比较熟悉，这是最早传入日本的儒家经典之一。《孝经》是中国的蒙学读物，又是官方大力倡导推行的儒家经典，它在日本的传播，最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看到儒教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孝经》传入日本的准确年代已不可考，大致应当在梁武帝时。据《日本书纪》卷十记载，继体天皇七年（公元513，梁武帝天监十二年）百济五经博士渡日，带去了一批中国古籍，《孝经》可能就在此时传入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中，已有“上下和睦”的话，日本学者指出这出自《孝经》“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公元702，武则天长安二年）颁布了《大宝律令》。其《学令》规定：“凡学生治一经或二经，必兼通《孝经》、《论语》。”还有《考课令》规定：“若《孝经》、《论语》皆不通者，皆不第。”可见当时《孝经》乃是学生必读之书。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唐肃宗至德二年）诏令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这一诏令是唐玄宗天宝三年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诏的翻版，而令人惊诧的是孝谦天皇的诏书仅比玄宗晚十三年，日本学中国真可谓亦步亦趋，步步紧跟。
仁明天皇天长十年（公元833，唐文宗太和七年），皇太子行“御读书始”仪式，讲习《孝经》。其后历代沿袭，成为定制。仁明天皇广读群经，日本史书载承和八年，醍醐天皇延喜廿一年（公元921，五代梁末帝龙德元年），皇太子降生时颁赐《孝经》二卷、《论语》一部；在举行的洗礼“御汤殿始”仪式中，规定由侍者在身旁读《孝经》等经典。这一礼仪也长期保留。在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公元889－896）编成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关《孝经》的书竟达二十多种。到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日本僧人?然入宋，谒见太宗，送上的礼物竟是中国本土已经失传的《郑注孝经》一卷和任希古注《越王孝经》（唐太宗子越王贞命儒臣任希古注）第十五卷。
在兼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幕府将军的“读书始”也特别注重讲习《孝经》。现在日本传世的古抄本多是这一时期的写本，列为“国宝”与“重要文化财”的古本多达数十种。后来被阮元讥为“伪中之伪者”的日本《古文孝经》本，实际上就是根据传世的足利学校本整理而成的。德川时代（公元1604－1867）是日本文化普及的时代，也是汉学空前兴盛的时代，《孝经》被大量翻刻，广泛流传。各藩学校普遍采用《孝经》为教科书。由于藩主和学校的大力推广，这一时期日本翻刻与自编的《孝经》读物，恐怕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
《孝经》当年在日本的传播，是文明之风的薰陶，是礼仪之光的普照，是先进思想雨露的滋润。日本小说《?山节奏》记述了一个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日本有一种陋俗，由于穷困，人们总是将老人背到远山的丛林中弃而不顾。一次，儿子背老妈上山去丢掉，儿子一边走，老妈一边扔树枝，儿子问老妈干什么，老妈说怕你等会儿回家找不到路，扔下树枝给你作记号，后来儿子终于翻然悔悟……相比之下，《孝经》所倡导的“孝”尽管有着种种局限，但与公然鄙弃老人，毕竟有文明与野蛮的根本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