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老翻译家张友松早就客居成都，一打听，是生活困窘，他无
工资、无养老金，只由北京政协给点生活费，在草堂寺附近一间破屋
里，依靠唯一的女儿，惨淡度日。

　　他在翻译界的名声，是与曹靖华、傅雷、汝龙等齐名的。我少年
时读的第一本翻译著作便是他译的施笃姆的《茵梦湖》，青年时读的
马克·吐温的小说，也出自他的译笔，译得清爽流畅，传神有味，很
受文惠。作家高缨去拜望他，尊为长辈，流沙河去拜见他，行弟子礼，
说自己当年上中学读北新出的英语文法读本，就是张翁所著。见其晚
境之穷困，都不胜欷虚欠。有摄影家徐伏钢慕名访之，意在为当代文
化人拍摄影专集，拍下张友松肖像，已过午，张翁仍未进食，扶他至
邻近小面馆，看着九旬老人吃的那馋相，不禁簌簌下泪。与之攀谈，
几乎不知人间事。徐伏钢去附近书亭书店，把张友松的译著买来一大
摞，老人竟不知自己解放前后翻译的书，现在还再版这么多。从此，
他对工资微薄的工人女儿说：好了，我们会有许多稿费，够买两三间
住房了。直到去年病殁成都，并无一家出版社给过他分文稿酬。这位
老翻译家，译著一生，他的心血，喂养了许多书商发富了，他却贫穷
死了。

　　那天，流沙河家里，又来了那位北方某出版社的编辑，已是数次
来叩门了。揪着一个话题，就是要出一本《流沙河诗全集》，流沙河
死硬地拒绝，决不让自己写了又懊悔的诗，肤浅的少作，应景的俗笔，
流传误人，这应景诗，既包括应政治形势之景，也包括应社会风潮之
景。这位编辑碰了几个硬钉子还不甘心，他相信，哪有找上门来出书，
还有不肯的，三番五次能不感化？流沙河就是两个字：拒绝。

　　一连几天过去，这位编辑还是凭三寸不烂之舌，一再游说。最后，
流沙河紧闭的门开了一丝缝，他说：实在要出版，让我选一百首自己
心灵通得过的如何？编辑也是一个死硬派，他又提出，把其余全部附
录，如何？

　　流沙河说：这不等于还是全编吗？又拒绝。

　　流沙河与诗绝缘，已十年。非不爱诗也，文心不愿污腐也。尽管，
文坛都称赞他行文严谨，为诗态度严肃，却从来还是遵从那句老话：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从不认为那些所谓“著作等身”的著作，
就能被历史留住，历史是个大漏斗，要漏去多少平庸之作呵！

　　由流沙河这点死不肯把自己认为无价值的东西流传下去，不禁想
到郑板桥也是这么一个脾气，板桥在他的《板桥诗抄·序》里曾说：
“板桥诗刻止无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
滥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惜乎，这种精神，何其少哉！这种智
者，何其少哉！今天又有多少诗人文人，在急功近利中想到，我那些
劳什子，不被历史扬弃，不被后人鄙视？

　　吾蜀作家，死于盛年者，前有周克芹，继有贺星寒，均是知天命
年纪不久，即亡故了。如果，以鲁迅、巴尔扎克等皆死于五十多岁看，
不足为奇；就今日人寿平均已达七十多而言，鲁迅、巴尔扎克时代的
平均人寿为四十多岁，则更是昙花一现了。

　　星寒与克芹死后，打点积蓄，都是清贫族，虽然他们的文学活动，
都进行过三十多年，克芹还有“茅盾文学奖”之幸，均难逃“文章憎
命达”的规律。克芹之死，颇像托尔斯泰说的三种死中，那种温婉平
和的农民之死。而星寒之死，乃是“死亦为鬼雄”之狂狷矣。

　　他们都没有防备死神会这么早就光顾，因此，对身后遗著，皆未
作遗嘱与安排。虽然，克芹在死前一年，在《文汇月刊》发的四个短
篇，行家与文友皆赞赏他不是用干部眼光审视生活，已进入作家更超
脱的境界。而星寒临死前一月结集出版的随笔集，更是从小说那种依
托人物与事件的曲折表述突破，一直抒胸臆，便倾吐如江如虹的斑斓。
但是，他们都曾告诉我，已有长篇完成，正在箧中。

　　克芹用去五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名《饥饿的平原》，死前几月，他
告诉我，已完成第二稿。他说这是写城乡结合地区物质丰富后，显现
出精神的荒芜畸形。未读手稿，一听便知他在80年代中期便已从生活
中感应到的“文化大革命”在人们精神上留下的后遗症。星寒遗著
《狂欢》，则是一部黑色幽默作品，写一街娃以讹哄吓诈，混入官场，
玩弄了众多书生的故事。两人死前均未向亲友交代自己著作如何处理。
星寒死后，未寻到手稿，从他电脑存盘中，终于调出这部著作，虽未
问世，却有文在世了。而克芹的手稿，翻箱倒柜多次，竟渺然无踪，
17年了，仍无形迹，难道他也托了人，像罗曼·罗兰那样写下若干年
后启封的嘱咐？或者以稿赠了相知？克芹又给后世留下一个谜了。

　　（摘自1998年4月8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