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这个标题，读者一定会以为我把老舍的作品译成外文了。不是。我是把两部只有英文译本，没有中文原稿的小说返回来译成中文——即《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88段至100段。《四世同堂》是老舍在抗战末期，作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老舍语）来写的，第三部《饥荒》于1947－1948年在美国完成。美国作家艾达·浦鲁依特在老舍的直接帮助下将它翻译成英文。但它只是一个删节本。后来楼适夷老伯在看了我译的《鼓书艺人》之后，建议我把《四世同堂》的删节本也译出来。那其实算不得翻译，只须对照一下中英文，把英文版中删掉的部分照样划掉就是，后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卷“缩写本”《四世同堂》便是。出人意料的是，我在翻译的过程中，竟然发现那个“缩写本”，比《四世同堂》中文版整整多了十三章！那就是说，通行的《四世同堂》是没有结尾的，这次真是把它的结尾找出来了。查查老舍的《序》，他果真计划《四世同堂》全书应有一百段，每段万字共百万字，分三部。第一部34万字，第二、三部各33万字。实际上通行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只有20段20万字，少了13段13万字。这次总算是把莫名其妙丢失的尾巴找出来了，这可乐坏了舒伯母一家和所有的老舍作品爱好者。这末尾的十三段翻译出来之后便单独成篇，在1982年的《十月》杂志上发表，胡?青伯母和舒乙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名为《破镜重园》的文章。以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出版全本《四世同堂》的时候，便把这尾十三段单独作为一本排在后面。不过，由我从英文倒译回来的这十三段只有五万字出头，比老舍原计划的13万字差得太多。其中显然有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也有不应删而删去的痕迹。《四世同堂》英译名《黄色风暴》，三部曲的名称由《惶惑》、《偷生》、《饥荒》改为《小羊圈》《偷生》和《事在人为》。看《事在人为》这个标题，很可能是突出了地下工作的部分，而过多地删去了有关“饥荒”的描述，那是很可惜的。因为老舍对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形并不十分熟悉，而北平的“饥荒”却是舒伯母胡?青的身受，这样的处理，有扬短避长之嫌，我在1988年的《新观察》杂志上，曾经论及过这一点。
再说《鼓书艺人》。它是老舍先生1948年在美国写成的，当即由郭镜秋女士译成英文出版。中文手稿一直没有找到，1949年10月老舍先生回国后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它。它以抗战时期的重庆为背景，写了从北平逃难去的大鼓艺人方宝庆一家的遭遇；同时也写了方宝庆在作家孟良（也许就是老舍本人的化身）的帮助下唱抗战大鼓的故事。这本书对研究老舍抗战期间的活动有一定的价值。为什么这样一本挺有价值的书解放后竟不见提起？很值得研究。看看1950年出版的5幕剧《方珍珠》吧，它讲的是方老板一家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的事，简直可以看作是《鼓书艺人》的续集。为什么？可是在有关《方珍珠》的文字里，也看不到有关《鼓书艺人》的消息。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
1979年，我在舒伯母家发现这本书后，很感亲切。因为1940年至1943年，老舍在重庆领导抗敌文协，文协每有活动，爸爸马宗融就从北碚乡下带我进城，有时便和老舍伯住在一起，或在新蜀报，或在作家书屋。闲时他们就带我去坐茶馆，听大鼓，为的是深入生活，为搞通俗抗战文艺积累素材。老舍和一个艺名叫山药旦的大鼓艺人混得很熟，这人时常把我们请到茶馆后面的一间小阁楼上去坐。山药旦每次见了老舍，总要先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用热毛巾把他那秃光光的脑门擦得油光锃亮，然后才来给我们拿烟倒茶，打手巾把，谈些我听不明白的家长里短。老舍说：“我十几年来常和艺人们在一处，彼此成为朋友。我不单知道他们的语言，举动与形象，而且知道他们的家事、心事。”（见老舍《谈方珍珠剧本》）《鼓书艺人》讲的恰恰就是这个时期的事，自然使我非常感兴趣。
于是，我在舒伯母胡?青和专家们的鼓励、帮助下，将美国郭镜秋女士译的《鼓书艺人》转译成中文，1980年由《收获》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同时发表。香港《新晚报》全文刊载了胡?青先生的前言和我的译后记。这些后来和也是我译的《四世同堂》补遗部分一起收入了《老舍文集》第6卷；老舍的其他选本也有采用的。
译文引起了一些争议，认为我的译本没有忠实于原著（指郭译）。苏联女学者阿布德拉赫曼诺娃细心地找出了英、中、俄三种版本的差别；日本学者日下恒夫也做过这一工作。由于我的译本删去了一些床戏和性爱描写，有的读者建议以后再版的中文本“应当把这些段落如实地补上去，以让读者了解小说的原貌。”据说现在已有另一版本的《鼓书艺人》译本出现，可惜我没有见到。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老舍全集》，其中《鼓书艺人》一书将以英汉对照形式出版，还要付稿酬给我，我闻之甚喜。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有必要就《鼓书艺人》翻译中的一些问题表达我自己的见解。
老舍先生是我们大家敬爱的作家，他不幸的死牵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读者渴望恢复先生作品原貌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以为即使一字不漏地把郭译本从头到尾翻译过来，要恢复先生作品的“原貌”也是不可能的。不可以把郭译本看作先生的原著。我们都知道，外国人译中国作品随意性比较大，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或好恶而增删、改动。例如：英译者伊文·金1945年译了老舍的《骆驼祥子》，1948年译《离婚》，任意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删，搞得面目全非，逼得老舍不得不与他决裂，另请郭镜秋女士重译《离婚》。郭译的《离婚》虽然比金译的要忠实得多，但若与老舍原著相对照，仍然可见有增删和偏离原意的地方。看看老舍1948年期间和出版代理人劳埃德的通信（见1988年第4期《十月》杂志舒悦的译文）就知道，老舍与郭女士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翻译到一半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几乎破裂。我们再看看郭的英译。前半部比较认真细密紧凑，一气呵成；而恰恰在他俩的关系一度紧张之后，那后半部就像一段剪辑得不够好的影片，删除的痕迹显然可见。例如第十五章，在孟良给宝庆写了两段抗战新鼓词之后，“窝囊废告诉他，孟先生要他跟着进一趟城。他马上掏出钱来，叫买车票去。孟先生是他的福星，不是吗？”进城去干什么，后来怎样了，没有下文，因而这段文字便毫无意义，下文也不衔接。这一章特别短，显然缺少了宝庆跟着孟先生去从事抗战大鼓的具体活动。
因此我认为，郭译决不等于原作。由于中文原著佚失，我们只能依靠郭译提供的故事线索去分析和鉴别了。
为了译好《鼓书艺人》，我曾花了几个月工夫，采访了当年曾与老舍相熟的一些艺人，包括曲艺家协会的尹福来、高凤山、李振英等曲艺艺人，听他们怀着深深的敬爱，回忆老舍前辈。说着说着，兴许就掉下泪来。他们说，老舍先生写的都有根有据。那李振英年近八十，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脸，依然一头黑发。据说，他就是《鼓书艺人》中小刘的原型。我把我译的《鼓书艺人》中凡是描写演出的章节，如第四、五、十三章等，都逐字逐句读给他们听，艺人师傅们便用专门术语纠正我的外行话；补足了一些曲艺段子中的唱词。第十三章写到宝庆渴望为抗日做点事，应抗日团体的要求，登台演唱。可是他选的段子是《宁武关》，讲的是周玉吉抵御李自成，忠孝节义，一门死难的故事。艺人们说，这个戏解放后已经不唱了，与抗日的主题远了一点，因此我接受他们的意见，改为《抗金兵》。
郭译本对秀莲和张文的性行为有很露骨的描写，这点简直叫我接受不了。首先，我通读了老舍几乎所有的作品，对于性行为，老舍最多是隐写，没有具体的床戏描写，何况张文是一个人见人恨的特务。记得当年在重庆，包括老舍伯伯在内的长辈们对特务是怎样的痛恨，戒备！一人“失踪”了，朋友们千方百计去奔走，去营救。老舍自己也曾奔走救人，还为此找过冯玉祥将军。在《鼓书艺人》里，孟良（也许就是老舍的化身），被抓进监牢，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方老板百般营救不得，那是怎样的一副情景！在《方珍珠》一剧里，老舍对特务向三元的描写是：“愚而诈，欺软怕硬，没有人味”。在郭译的《鼓书艺人》里，方宝庆在孟良的帮助下从事的抗战文艺活动不见展开，而张文与秀莲的性关系却写得缠缠绵绵，我觉得这不像老舍。翻译《鼓书艺人》需要分析与鉴别。我大胆地淡化了秀莲与张文的床戏与缠绵。我不信鬼神，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老舍的英灵，对他说：“亲爱的伯伯，我没能译好您的书，但是我尽了心！”
谨以此文纪念老舍诞辰一百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