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出版的《重新审视肖斯塔科维奇》中，作者为那部引起广
泛争议的由所罗门·伏尔科夫在肖斯塔科维奇去世后以肖的名义出版
的“回忆录”进行了辩护。而肖斯塔科维奇专家大卫·范宁为捍卫作
曲家的名誉特撰此文，从而加入了这场学术以及政治论争：

　　在肖氏去世四年后的1979年，所罗门·伏尔科夫的《见证》出版。
《见证》据说是伏尔科夫根据肖氏的多次谈话记录编写而成，最后经
由其本人定稿。肖氏在此书中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在专制政权的统治下
长期苦苦挣扎的反抗者，并将这种敌对情绪尽其所能倾注在作品当中。
苏联的官僚们以及其日益减少的西方同情者为使此书失去市场诉诸宣
传武器。而一些苏联人与其说是基于意识形态表明他们的立场不如说
是由于他们发现此书大部分内容与他们心目中的肖斯塔科维奇不符
（其中包括肖氏的遗孀埃里娜，其子马克西姆以及他60年代最得意的
学主鲍里斯·提申科）。西方有人提醒人们注意此书为何也许并非如
伏尔科夫所宣称的那样——避开意识形态不谈，一个理由是几乎找不
到作曲家曾接受过这些访谈的证据。还有人对肖斯塔科维奇在多大程
度上会以完全一边倒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经历提出质疑。然而，与此同
时，大多数音乐家、音乐爱好者和乐评家却毫不怀疑《见证》中的肖
斯塔科维奇就是他们通过音乐所熟悉的那一个。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这种观点一直被绝大多数作曲家的朋友或曾与其共过事的人所青睐。

　　《见证》风波的确引人注目，很值得霍和费奥凡诺夫在这个问题
上花300页左右的篇幅。早在1980年，劳雷尔·费伊在其涉及面甚广的
评论文章中就以严肃的态度提出了反对意见，伏尔科夫对此一直避而
不答。其中费伊指出这本书的某些部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从作曲家的
演讲稿及发表的文章中摘录下来的，这些材料最早甚至可追溯到
1932年，这就使自称为“由所罗门·伏尔科夫编辑整理的德米特里·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显得非常可疑。即使像伊恩·麦克唐纳这样倾
向于认同《见证》的评论家也被迫得出“此书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那么，对此霍和费奥凡诺夫又该作何解释呢？他们说《见证》中
那些并非第一次出现的材料不过是出于一个作曲家的“自我引用”习
惯罢了，不要忘了，这位作曲家是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和音乐创作中根
深蒂固的“自我引用”习惯而著称的。他们为《见证》的辩护就是以
这样的方式得以进行的——故意诉诸法律用语，烘托出审判气氛，将
审判对象——持不同意见的质疑者——逐一仔细盘查然后不遗余力地
展开批判。尽管如此，这种以打官司的腔调讨论问题的方式还是埋下
了引发一场混战的种子。如果你像一个陪审员一样细心，你就会发现
《重新审视肖斯塔科维奇》的作者虽为敌人罗列了许多罪状，他们自
己就恰好难辞其咎。

　　罪状之一：断章取义。理查德·塔鲁斯金曾经说肖斯塔科维奇
“（也许）是苏俄最忠诚的音乐之子”，这句评语在此书中至少出现
在七处，其中包括一处标题（“也许”一词在引文中是时隐时现的）。
是的，这句话的确出自这位音乐学者之手，那是在一篇发表于《新共
和国》上的檄文中，但是它的作用仅限于针对1936年一月《真理报》
上那篇臭名昭著的题为“胡乱涂抹不是音乐”的文章而指出肖的政治
立场罢了，并不像《重新审视肖斯塔科维奇》反复暗示的，在作曲家
此后的音乐生涯中持续了40年。不幸的是，弗拉基米尔·阿什肯那齐
竟然也受了蒙骗，“难道这是可能的吗？”在本书的“前言”（别出
心裁地命名为“序曲”）当中他简直火冒三丈，“这位音乐学家竟然
愿意继续扮演苏联宣传机关代理人的角色……或者在这件事上他只不
过是缺乏必要的理解力？”哦，这倒不太可能；音乐学家们从来没有
“扮演”过苏联的代理人。但霍和费奥凡诺夫忍不住借用一下苏联式
的舆论欺骗伎俩倒是可能的。

　　罪状之二：夸大其辞。“（肖斯塔科维奇的）子女们——马克西
姆和盖丽娜……表示支持《见证》以及伏尔科夫”。但是在这些有疑
问的段落中，马克西姆的措辞是十分谨慎的：“伏尔科夫先生写了一
本书”，“你那本关于我父亲的书……伏尔科夫的书”等等，从来没
用过“我父亲的回忆录”这样的提法。因此，实际上马克西姆认同的
是《见证》内容的准确性，而非其自我宣称的经肖氏本人定稿的权威
性；这就根本说明不了什么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移民国外的念头
（不言而喻，即他的不同政见）至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其权威口
气真是不容置疑，但若论证据你就会发现这种论断简直不堪一击。

　　罪状之三：有失君子风度。霍和费奥凡诺夫以伏尔科夫的一句话
作为他们为《见证》进行辩护的开场白：“只有愚蠢之人才不能理解
和接受，然而在我们周围这种蠢人比比皆是。”他们非常高兴地注意
到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人当中有三个“在日常英文阅读方面似乎有困难”。
此外，还有一部分（共120页）的标题取名为“愚人、圣人和庸人”，
而结尾是伊恩·麦克唐纳长达81页的严厉抨击，名为“天真的反修正
主义”。

　　在所有这一切面前，伏尔科夫本人仍拒绝作证，但他却送给他的
支持者们一句最合宜的评语，用亚历山大·盖里克的话来说，就是
“只有说出这种话的人才是可怕的：我知道应该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