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3月10日启功先生的《谈译音用字问题》一文，读后很有感触。启功先生不做翻译工作，却如此关注译名问题，令人感动。
启功先生的文章是由Mencius一词的误译引起的，引申到我国图书的译名统一问题。孟子误译为门修斯，是属于知识性或常识性的个别错误，这里不多说。而译名统一则是个长期困扰着翻译界的全局性问题。作为一个外文书编辑翻译工作者，我也曾在译名的苦海中扑腾过几十年，多少有一些粗浅的体会，拉杂谈谈。
译名问题，自有中外交往起，就存在了。我国第一位大翻译家唐玄奘翻译的佛经，是最早的一部伟大译著，但因是独此一家，谈不到译名统一问题。到近代门户开放，中西交通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以后，外国书籍大量译成中文，译名问题也随之出现。那时一般译者是个体单干，可以随意处理自己的译名，而不必考虑与其他书统一。而各国著作，又多从英法德日文转译，尤以英文为主。英国人好像有种习惯，喜欢把别国的人地名改换成英国人的面孔和声调，于是便有莫斯科、巴黎斯、塞浦路斯（基浦路）、吉撒斯（耶稣）、西撒（凯撒）、伊斯契拉斯（埃斯库罗斯）、唐奎克索特（唐吉诃德）等读音。一些不准确的英译被我们接了过来。此外，当时译书的多是沿海商埠的文人，上海人尤其功不可没，但译名却又沾上了上海口音。斯大林最早的译法“史太林”，若按上海读法还是接近原音的。瑞士、瑞典如按普通话读，风马牛不相及，但按上海口音却差不离。易卜生的Nora明明是诺拉，却译成娜拉，大概因为上海人把“娜”读作“诺”。而Parker（笔）译成“派克”，Sofa译成“沙发”，一直沿用至今。英文发音加上上海腔调，便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译音不准和混乱。有一些后来自然淘汰了，如嚣俄（雨果）。有一大批沿袭下来，如莎士比亚、俾斯麦、腓特烈、柯勒律治、查士丁尼、贞德、王尔德、赫胥黎、安徒生。不适合用作人名的词如“破”，也用到了拿破仑身上。带歧视性的词为“摸三鼻给”，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改成“莫桑比克”。
50年代以后，随着出版局的设置和国家出版社、编辑机构的建立，翻译事业大发展并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的道路。解决译名混乱不统一的事提上日程。50年代初，好像打算成立一个权威性的译名统一委员会，统管全国的译名。约在1954年前后，我所在的人民出版社虽指定我每天用半天时间搞译名统一工作，搜集人地专名制成卡片，以备专业会议讨论定名。后来大概被一茬接一茬的政治运动冲掉了。从这短时期的工作中，我已体验到译名统一的艰巨复杂。
首先两大原则，是“名从主人”还是“约定俗成”，界限很难划定。那时外书多从俄文转译。俄文在译音上较忠实于原文。为了尊重各国人民的语言，有些旧译名应按本民族发音改过来，这就叫“名从主人”。但有许多已为中国人习用而耳熟能详的译名，改了又不易被接受，就保留旧译，这就是“约定俗成”。哪些该改，哪些可不改，哪些不可改，这界线不好划。如果说，莫斯科不宜改为莫斯克瓦，凯瑟琳女皇帝改为叶卡捷琳娜，那么，萧伯纳要不要改为伯纳·萧？仲马要不要改为丢马？安徒生要不要改为安德森？这是一笔糊涂帐。旧译名如此，新出现的名词又如何？怎样给译者一个借以依据的规范？于是，到70年代，由新华社主编，商务印了一本叫《译音表》的小册子，供各出版社内部使用。该书包容了40种语言的常用译音表，硬性规定了对音词。例为英语：La拉，ra腊，lo络，ro罗，li莱，ri赖，bo拔，po波，lu卢，ru鲁，de德，fe特等等。倒是有了依据，但如此搭配出来的词儿，有时不像人名，倒像符号，千篇一律，没有了个性特色和联想。福尔摩斯变成霍姆斯，拿破仑变成纳波里昂，卓别麟变成查普林，谁还认得？怪不得有人愿意用柔蜜欧、幽莉叶，大概以为这更符合他俩的个性吧？
后来，商务又出过几本新华社编的国别姓名译名手册，对翻译编辑工作者十分有用。如《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中还收有一大批西方汉学家专用的汉名，这就避免了把李约瑟译作尼达姆，费正清译作费尔班克、赛珍珠译作巴克。
关于人名的用字，有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即男女有别。从女旁、玉旁、草头的字，用来标示女性。但这是指名而非姓，因为姓是不分男女的（俄国人名除外）。不知怎么，我们有些译者竟有把姓也分男女的倾向。例如英女作家VirginiaWoolf，译法有伍尔夫（这是依据《手册》）、沃尔夫、吴尔夫、伍尔芙、吴尔芙。加草头的，大概是要表明这位作家是女性，以与同姓的男作家区分。如照此办理，那么所有女性人物的姓岂不都得戴上凤冠？
关于地名，商务也出过一本由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与世界地图册和报上常见的译名大体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歧见：地名是从音译还是义译。有些人主张一律从音译，认为义译不好掌握。我却以为能义译还是义译好，像地中海、黑海、太平洋、冰岛、黑山共和国、蓝岭，言简意赅，醒目上口，如改为音译，难免叽哩呱啦一大串，难念又难记。
·有些地名译法，从一开始就错了，如伊利诺斯（伊）、格林·威治（尼）··、密执安（歇根），但至今没改过来，或正误并用。为什么不及早统一改成正确的呢？
启功先生文中提到佛教名词译法，这是我多年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我发现，梵文中许多名词译音与原音（我从英译俄译判断）不符。如佛陀（布达）、婆罗门（布拉门）、庶陀罗（庶德拉）、摩诃婆罗多（马哈巴拉达）、莎恭达罗（莎恭达拉）。似乎有一个规律，凡a音都译作o音。莫非唐代的汉字发音与现在不同？提出求教。
在人民出版社，有组织有领导的译名统一工作，70年代又有一次。在外史组编制下，成立了一个人名译名工作室，由组长挂帅，集中四五位外文干部，在一间小房里苦干了几年。以大英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苏联大百科全书、马恩列斯全集、辞海等为原始资料，见一个人名抄一张卡片。还没等见成效，人员一个个调走，工作室人去楼空，留下一屋子数以万计的卡片不知何从。这最后一次认真的努力便无疾而终。到了新时期，各出版社各自为政，再也没有权威可依，人社本身也难以做到全社统一，只好退而求一本书统一，就是这，也不是总能做到。
有过一种设想，待汉语拼音化以后就自然解决了。对此我也怀疑。因为即使汉语拼音化了，还是得按照对音法来拼写，而汉语和外语是没有准确的对音的。
那么，译名统一前景如何？我想不清。好在我们现在有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各门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他们应是解决译名统一的权威机构，并且一定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让我们寄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