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五、六年前始，读书界隐隐有一种风气，即以使酒骂座、
贬低钱锺书而自诩高明。不才曾撰文就其谬说而力斥七、八家之非
（见《博览群书》1997，4）。近一、二年又有数人率尔操觚，矛头直
指钱锺书，猖披无伦，以扬沙走石为豪，其文、辞专讥讪、怨尤勃兴，
然其所论挖歪斜塌茸，厌厌不振，如下里衣装、不中程度。
《书屋》杂志，1998年5期，刊胡文辉《读陈寅恪、想钱钟书》，
以为钱锺书的《管锥编》繁琐程度和材料崇拜比陈寅恪更有过之，而
断定此无关弘旨。又说《管锥编》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相当程度上不
是以问题为中心，而更多是高级资料汇编的性质，搜集之功多，发明
之意少。又认为《管锥编》写于文革期间，因而“我们还能期望钱锺
书先生与顾准合于一身吗？”
此位胡作者，真乃胡说之典型；其人坐井观天，发为谬说，心思
耳目，束缚既久，锢蔽既深，凡辨正之观俱不能为，此又最可浩叹之
事。
钱先生巨著《管锥编》涉及文学、宗教、语言学、心理学、哲学、
人性、艺术……经天纬地，深峻异常，它又确实写于文革后期，在那
国家不幸，人民涂炭的岁月，求死则无死理，偷生更无生机；钱先生
感慨所系，辄借学术文字以写其牢愁，当彼文网烦密之际，先生即以
文言撰述，学问既精博劲锐，才华又超妙高迈，其文言之水准，为五
千年文明之罕见结晶，真是有横皆纵，无奇不偶，处处闪耀辩证法之
光芒。当中所蕴含的开发民智，抗击专制的精神因素，与学术思想相
表里，浩翰生挺弥见泰山之高。即此可知，顾准文章虽也写于文革期
间，近年得刊布，然其思想，有如破壳之核桃，浅白可见，而钱锺书
先生之思想，则壳核俱在，结裹一体，有水准之读者更可藉一番钻索
研磨之功，虽较费力，一旦得其隐衷深意，自有一种智慧浸透之快感，
此则更有甚于顾准者也。
至于繁琐材料云云，那是真正学术大家的平生本事之显露，诗有
别才，非关书也；然而学术研究，究竟不是即席口占，学术思想之研
究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没有春耕夏播的深度开拓何来秋收冬藏的修为
善果？如西法之断案，即结果已为世人所知，然终审结案必待充足证
据，往往一案材料之累积可达上万页之多、数吨之重。学术材料也如
此，且更有国族精神文化内涵寓其中，即材料本身就有意义。
钱先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洞天，阡陌纵横，面目衣冠，
均非常识所可比伦。先生对学术规律（问题）的结裹，铜锻铁铸，手
眼非凡，处处皆有深异思想的开掘发明，而造成一种奇观。近代以还，
国事鼎沸，人心死灰，学术殆江河日下矣；若非钱著出世起而振之，
尚有文化复兴丰碑可言欤？
《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有钟鸣氏撰一序弁于前。文中颇涉及
钱锺书先生。钟氏弄笔使气，渐至荒腔走板。其文云：“纵观《围城》
全书，一段写实，虚构实在不是他的特长，故有些生动。再者游历、
市井、学问、趣味、民情点缀其间，也还合适，但整个结构虎头蛇尾，
至少是谈不上什么经典之作的。许多微义大义，与《红楼梦》媲美之
类，是吃饭撑着的腐朽之辈，穿凿发挥而已。加之刻薄之气太盛，悲
悯全无，凭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大耍贫嘴太多，便又不知损失了多少！”
此说似足以惑人，而实不通。
《围城》纵笔铺写人类人性之弱点，其卓越的讽刺艺术，穿空拍
岸，古来作者，得未曾有！其所引的审美愉悦，在所有新文学作品中，
使特殊精神跳脱而出，其文极古今文章之变，倏忽变化不可端睨。斯
文自见广大，何须比附《红楼梦》？就算比附红楼，又如何？《红楼》
给近日末学肤受者吹成肥皂泡，亦悲剧矣；实则前人早以为《红楼》
冗长涣散，以文章论，远逊《水浒》（见1912年《雅言》第一期），
真知言也。又以钱先生对人性之非凡观照，胸襟识力，自有一种大悲
悯贯穿全书。先生感慨苍生，阅之伤心，适足令人酸鼻，甚而至于饮
泣。如此皆钟鸣氏所视而不见者，则其人乃文学盲之盲中盲，必无可
疑矣。
韩石山既承认对钱锺书没有做过研究却又说：“《管锥编》等著
作用文言文写，我是不敢恭敬的。若他也能像胡适那样，写学术文章
也用白话文，纵然写得不太好，我的恭敬还要多一些。现在不是疯出
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管锥编》的白
话本，看看还剩下多少学问，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我的前提是，若
是道理，用文言文能说清的，用白话文也能说清；用文言文说起来含
混的，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见《文化报》1998年7月16日）
其发议甚怪诞，行文又有谤贤呵祖之嫌，不论不明。撇开胡适思
想影响不说，仅征其文学成就即远逊鲁迅、知堂。周氏兄弟白话文虽
占其毕生作品之什九，但其所作多化用文言或直接插用文言，以增活
力，这些地方，恰恰不可以白话易之！又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凡
七十万言，始终以文言、白话天衣无缝之结合行文，每有一言，辄跌
宕而出，回环曲折，而文意简洁深刻，此实文言灵妙之用。钱先生
《管锥编》为典雅深粹之文言，浩翰深峻，且不论其深远之学术思想，
仅作为文学作品读，即雄厚而微妙，奇峭而雅健，洵有与神俱化之概，
且生龙活虎，变化莫测，神乎其文也。倘照韩氏意见，由其译为白话，
貌似平朴，实则清汤寡液，弄得满篇没劲，如一洼死水，那是绝大的
错误，盖精神必完全丧失矣。钱先生白话作品也不少，强过胡适文章
百倍，什么叫“纵然写得不太好”？此真竖子拟于不伦也。韩氏偏处
一隅，蚊目测海，所见所识皆走极端，自炽其枭张之气，而距真知日
远。自学术方面观之，必当加以纠正才是；自小藐方面观之，适足捧
腹喷饭已耳，其以荒唐伧父发可诛之议，左抡右突，蝇头蜗角铢称寸
较，戚戚若负贩，而自以为得计，实全不中的。甚矣哉，今之文学界
其式微也。
大约自五、六年前始，读书界隐隐有一种风气，即以使酒骂座、
贬低钱锺书而自诩高明。不才曾撰文就其谬说而力斥七、八家之非
（见《博览群书》1997，4）。近一、二年又有数人率尔操觚，矛头直
指钱锺书，猖披无伦，以扬沙走石为豪，其文、辞专讥讪、怨尤勃兴，
然其所论挖歪斜塌茸，厌厌不振，如下里衣装、不中程度。
《书屋》杂志，1998年5期，刊胡文辉《读陈寅恪、想钱钟书》，
以为钱锺书的《管锥编》繁琐程度和材料崇拜比陈寅恪更有过之，而
断定此无关弘旨。又说《管锥编》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相当程度上不
是以问题为中心，而更多是高级资料汇编的性质，搜集之功多，发明
之意少。又认为《管锥编》写于文革期间，因而“我们还能期望钱锺
书先生与顾准合于一身吗？”
此位胡作者，真乃胡说之典型；其人坐井观天，发为谬说，心思
耳目，束缚既久，锢蔽既深，凡辨正之观俱不能为，此又最可浩叹之
事。
钱先生巨著《管锥编》涉及文学、宗教、语言学、心理学、哲学、
人性、艺术……经天纬地，深峻异常，它又确实写于文革后期，在那
国家不幸，人民涂炭的岁月，求死则无死理，偷生更无生机；钱先生
感慨所系，辄借学术文字以写其牢愁，当彼文网烦密之际，先生即以
文言撰述，学问既精博劲锐，才华又超妙高迈，其文言之水准，为五
千年文明之罕见结晶，真是有横皆纵，无奇不偶，处处闪耀辩证法之
光芒。当中所蕴含的开发民智，抗击专制的精神因素，与学术思想相
表里，浩翰生挺弥见泰山之高。即此可知，顾准文章虽也写于文革期
间，近年得刊布，然其思想，有如破壳之核桃，浅白可见，而钱锺书
先生之思想，则壳核俱在，结裹一体，有水准之读者更可藉一番钻索
研磨之功，虽较费力，一旦得其隐衷深意，自有一种智慧浸透之快感，
此则更有甚于顾准者也。
至于繁琐材料云云，那是真正学术大家的平生本事之显露，诗有
别才，非关书也；然而学术研究，究竟不是即席口占，学术思想之研
究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没有春耕夏播的深度开拓何来秋收冬藏的修为
善果？如西法之断案，即结果已为世人所知，然终审结案必待充足证
据，往往一案材料之累积可达上万页之多、数吨之重。学术材料也如
此，且更有国族精神文化内涵寓其中，即材料本身就有意义。
钱先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洞天，阡陌纵横，面目衣冠，
均非常识所可比伦。先生对学术规律（问题）的结裹，铜锻铁铸，手
眼非凡，处处皆有深异思想的开掘发明，而造成一种奇观。近代以还，
国事鼎沸，人心死灰，学术殆江河日下矣；若非钱著出世起而振之，
尚有文化复兴丰碑可言欤？
《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有钟鸣氏撰一序弁于前。文中颇涉及
钱锺书先生。钟氏弄笔使气，渐至荒腔走板。其文云：“纵观《围城》
全书，一段写实，虚构实在不是他的特长，故有些生动。再者游历、
市井、学问、趣味、民情点缀其间，也还合适，但整个结构虎头蛇尾，
至少是谈不上什么经典之作的。许多微义大义，与《红楼梦》媲美之
类，是吃饭撑着的腐朽之辈，穿凿发挥而已。加之刻薄之气太盛，悲
悯全无，凭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大耍贫嘴太多，便又不知损失了多少！”
此说似足以惑人，而实不通。
《围城》纵笔铺写人类人性之弱点，其卓越的讽刺艺术，穿空拍
岸，古来作者，得未曾有！其所引的审美愉悦，在所有新文学作品中，
使特殊精神跳脱而出，其文极古今文章之变，倏忽变化不可端睨。斯
文自见广大，何须比附《红楼梦》？就算比附红楼，又如何？《红楼》
给近日末学肤受者吹成肥皂泡，亦悲剧矣；实则前人早以为《红楼》
冗长涣散，以文章论，远逊《水浒》（见1912年《雅言》第一期），
真知言也。又以钱先生对人性之非凡观照，胸襟识力，自有一种大悲
悯贯穿全书。先生感慨苍生，阅之伤心，适足令人酸鼻，甚而至于饮
泣。如此皆钟鸣氏所视而不见者，则其人乃文学盲之盲中盲，必无可
疑矣。
韩石山既承认对钱锺书没有做过研究却又说：“《管锥编》等著
作用文言文写，我是不敢恭敬的。若他也能像胡适那样，写学术文章
也用白话文，纵然写得不太好，我的恭敬还要多一些。现在不是疯出
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管锥编》的白
话本，看看还剩下多少学问，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我的前提是，若
是道理，用文言文能说清的，用白话文也能说清；用文言文说起来含
混的，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见《文化报》1998年7月16日）
其发议甚怪诞，行文又有谤贤呵祖之嫌，不论不明。撇开胡适思
想影响不说，仅征其文学成就即远逊鲁迅、知堂。周氏兄弟白话文虽
占其毕生作品之什九，但其所作多化用文言或直接插用文言，以增活
力，这些地方，恰恰不可以白话易之！又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凡
七十万言，始终以文言、白话天衣无缝之结合行文，每有一言，辄跌
宕而出，回环曲折，而文意简洁深刻，此实文言灵妙之用。钱先生
《管锥编》为典雅深粹之文言，浩翰深峻，且不论其深远之学术思想，
仅作为文学作品读，即雄厚而微妙，奇峭而雅健，洵有与神俱化之概，
且生龙活虎，变化莫测，神乎其文也。倘照韩氏意见，由其译为白话，
貌似平朴，实则清汤寡液，弄得满篇没劲，如一洼死水，那是绝大的
错误，盖精神必完全丧失矣。钱先生白话作品也不少，强过胡适文章
百倍，什么叫“纵然写得不太好”？此真竖子拟于不伦也。韩氏偏处
一隅，蚊目测海，所见所识皆走极端，自炽其枭张之气，而距真知日
远。自学术方面观之，必当加以纠正才是；自小藐方面观之，适足捧
腹喷饭已耳，其以荒唐伧父发可诛之议，左抡右突，蝇头蜗角铢称寸
较，戚戚若负贩，而自以为得计，实全不中的。甚矣哉，今之文学界
其式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