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就要赠书，很多写书的人都有一段赠书的历史，有快乐，有
烦恼，也有写成文章表达错综复杂的赠书心情的。我从五十年代出版
第一本书时就开始赠书，八十年代又连年出书，赠书日多，渐渐形成
人生历史中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流淌了几十年，也就冲刷出人生历
史中的痕迹，弯弯曲曲，千姿百态，很有值得回顾的意味。

　　1957年，我的第一本书——《北洋军阀史略》正式出版，就像抱
着头生儿那样兴奋与激动，用了大约百分之五的稿费买了一百本书，
送老师，送同事，送朋友，送图书馆。在书送完之后，有位朋友提醒
我要送领导，让领导对自己有一种好印象。好在书价很低，又买了几
本补送一下。当年的领导还很正直，不以不送为忤，送去时还十分客
气道谢，真诚地讲些勉励的话，一本书换来温暖，也很值得。

　　八十年代，我因从六十年代起就像王宝钏寒窑十八年般地投闲置
散，只得潜心著述，所以连年都有书出，有时一年出两三本，于是赠
书问题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远远超出第一次出书赠书的范围；但因
为多是学术性的书，许多人不感兴趣，所以赠书名单所增不多，而且
都是自己应该送的人。

　　九十年代，因为在学术著作之外又出了数种随笔集，读者面相应
扩大，于是从主动赠书走向被动赠书，并且带来了若干不应有的烦恼。
回顾这段赠书史，大致可分两种不同情况：

　　一种是情愿赠书：数十年故交旧友，甚至是总角交，或牛棚难友，
彼此相知，或面赠，或邮寄，书报平安，非赠不可；门人弟子，甚或
为小门生，长年问业，能解我心，赠书以传薪火；同为写友，声应气
求，以书易书，奇文互赏，此所谓德不孤必有邻；相识之书刊编辑、
记者，为我辟地登台，沟通社会，报之以书，理所当然，著名大图书
馆，各赠一册，以期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尤以诚心读我书者，
赠书固所愿也，有一按摩医者，喜读我文，乃赠书一册，于是每值临
床施诊，必于我文逐篇交谈，论其所见，或相质疑，其真诚令人感动，
高山流水，知音难得，每成一书，必相赠以酬。

　　另一种是不情愿的赠书：有素不相识者，寄其所著一册而指名索
我某书，其书于我固无所需，心虽不愿，但礼尚往来不得不投桃报李。
有寄我书以求签名者，附函略致仰慕之义，并言求购我之所著难得而
望能见赠，虽语似真诚，但实情难料，无奈之余，检寄一二，以免横
议。甚者有以收集图书建立民间图书馆以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为名来
求赠书者，并在信尾声称如不赠书，亦请函复“来信收到”等语，意
含胁迫，不敢不送，非所愿也。更有于我友处见我所著，乃浼我友辗
转相索，并以书价过昂，无力购书为辞，此固为当世实情，设人人若
此，我将购书几何，方能餍人所求，但碍于友情不得不赠。亦有不情
愿而拒赠者，有一早年学生，现已跻登高位，偶于会所相晤，承问及：
“先生新著问世，何不见赠？”我不愿相赠，乃笑答：“君既出有车，
又有随行秘书，书可赠，但只闻来取，未闻往送！”彼笑允不日来取，
我贮书以待，迄今未见枉顾，始悟彼不过作一官场套话，而我之不愿
相赠实为正道。

　　赠书的命运也各有不同：有于图书馆赠书专架上或于朋友书室之
书柜中得一席之地，我就有像儿女们得一安身立命之所那样的愉快和
喜悦；偶尔在旧书店或书摊上得见我赠书，其扉页之受赠者，多为亡
友，或其儿孙不学，为求室内加大空间，将其与其他书刊共作废弃之
物捆载而售，急购以归，为之怆然者久之。置之案头，撕去扉页，俾
免伤情，乃舒其卷角，拭其灰垢，一似为浪迹天涯归来之儿女拂去征
尘，于是回置于我所著书架上，使其手足重聚，其乐融融，后或用以
转赠久求我书而未得之友，以尽其用。我心也为之而感到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