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京举行的“第一届传记文学国际研讨会”是由北京大学
英语系、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和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
办的。有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到会。在会议涉及的诸多问题
中，传记文学的虚构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热点——

　　传记文学到底可否虚构？这是一个已被学界广泛讨论的问题，在
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引起了文学家、史学家们的注意。传记文学的积极
倡导者、著名作家郁达夫认为：传记要“见得真，说得像”。史学家
胡适也曾说过：“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直到今天，关
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依然还在进行。在6月24日刚刚闭幕的“第一届传记
文学国际研讨会”上，近百名作家学者济济一堂，谈到“虚构”问题，
仍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对传记文学颇有研究，著有《传记通论》的复旦大学教授朱文华
认为：“传记作品的处理对象即载荷内容而言，从根本上属于历史学
的课题，因而这种内容上的特殊性和限定性，决定了传记作品的本质
属性应当也只能归入史学范畴。”因此他认为：“传记作品的写作必
须贯彻历史科学所必须遵循的事实与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原则，而
不能望文生义地受文学的诱惑而作任何虚构、想象、夸张、编造。”

　　与朱文华持相同观点的著名传记作家宗道一对此有一贴切的比喻。
他说：“传记文学作品好象是一棵树，史实的真实与文学上的渲染就
象是树干与树叶的关系。先要有史实的基础，其次才能谈到文字的锤
炼和背景的描述。”因此他坚持认为“传记文学不能虚构，虚构不是
文学性，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只能体现在文笔上，也就是对文字的讲究。
只有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传记文学才有生命，才有读者，也才能经
得起历史的检验。”

　　对于这些观点，曾经撰写过《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陈香梅
传》、《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等长篇传记文学的女作家胡辛并不完
全赞同。她认为传记文学应当允许虚构，而且传记文学本身就是“虚
构在纪实中穿行”的结晶。她说：“复活历史便是一种艺术的还原。
还原就是想象在时空中往回穿越。”她告诉记者，《蒋经国与章亚若
之恋》中有大量虚构的情节，但是读者都给予认同，甚至有人将之作
为史料引用，这就是因为她的虚构是合情合理的。这种虚构是传记作
家在纪实的框架中展开想象的翅膀的“低空飞行”，是他们在面对传
主的大量零星资料时必要的剪裁。因此她认为，虽然传记的“真实”
是经过改写了的“文学的真实”，但它同样是一种“真实”，而绝不
是反真实的。胡辛说：“我们必须承认，作传是给人看的。而阅读传
记的人，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是为了对传记进行研究，对历史负责的；
绝大多数不是为了修史，做学问，而只是为了读一读，满足他们对名
人的好奇心，因此，读者对文学性和可读性的要求也就要求了传记作
者必须要有所虚构，否则传记文学怎么做到好看呢？”

　　中外传记协会名誉会长、《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教授也联系
“古史的传统”谈到：“《史记》、《左传》都是体现了作者个性的
作品，所以它们比后来的二十四史更珍贵。我国的古史历来是以描述
为主的，为了达到史实的连贯，虚构是必须的。只不过有的学者认为
这是虚构，而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理和想象。”

　　无论在细节上有无虚构的处理，传记文学总体上应给人以真实感，
这是读者对传记作家的基本要求，也是作家学者的基本共识。因此，
传记作家必须以治史的方法准备写作的资料。宗道一认为传记的材料
来自两个方面：“一靠死材料，也就是各种报刊书籍文字档案材料，
二靠活材料，也就是对当事人深入细致的采访，乃至实地考察。两者
缺一不可。”他本人就是进行了近40年的材料准备工作，作了10年的
采访，才完成了他一系列的外交官传记的写作。他采访了700多位外交
家，查阅了从晚清到现在的各种报刊资料回忆录，其中仅《人民日报》
他就读了7遍。只要有可能，他连每个地名都实地考察核实。对这种精
神和方法，朱文华深表赞同。他举胡适为例，认为日记书信作为传记
资料也有准确性的问题，传记作家要考虑到传主对书信日记的整理和
修改，同时注意传主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曲笔、饰伪或自相矛盾之处。
朱文华说，“对于传记作者来说，不轻信传记资料，而应对所有的传
记资料作认真的校订，乃是保证传记作品内容真实性的第一步。”

　　美国文学博士郭英剑则认为：“传记文学中的‘真实’，有两个
层面上的意义——目前对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的争论，事实上皆源
于此——一是史料的真实，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历史事实的
准确，二是非史料的真实，即对传主的内心世界、精神层面上的真实
性描述。我们的讨论应严格区分这两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