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学译书院自1899年春天成立，至1903年因南洋公学隶
属关系的变更而停办，期间仅四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四年多时间中，
译书院著译书籍几十种，并发行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当时著译
编辑出版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业绩，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南洋
公学译书院在南洋公学乃至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上，占有
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南洋公学译书院，是在南洋公学成立三周年以后，作为南洋公学
的附属机构而设立的。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近代实业巨子盛宣怀在其兴办实业的过程中，
痛感人才匮乏、能人奇缺。他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办学，造就人才，
富国强兵。1896年，盛宜怀在所呈交的《请设学堂片》一文中写道：
“本年春间又在上海捐购基地，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
公学。”在盛宜怀的大声疾呼、精心布画下，在其同乡何梅生、美籍
文化人士福开森等人的大力鼎助、具体操办下，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南洋公学终于在1896年应运而生。1897年春天，南洋公学亦即后来的
交通大学迎来了她的第一批学生。

　　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南洋公学成立
之初，是把“学习中国传统的经史大义为基本、学习西方各国的科学
技艺为指归”作为教学方针。有关中国经史大义的书籍，随处可见，
不成问题；但是有关西方科学技艺的书籍却无处可觅，十分缺乏。以
当时南洋公学的主体中院的教学为例，所授课程主要有英文、法文、
日文、地理、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等等，而这些有关“西
学“、“西艺”的课程均无现成的中文教科书可用。南洋公学在当时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直接采用进口英文原版教科书精心教学。虽
然这样做取得了较好的客观效果，有助于培养符合国际水准的高质量
人才，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南洋公学是国人自己创办的新式高等
学校，岂可无中文教材？盛宣怀及其助手何梅生、福开森等人在建校
之际，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南洋公学章程》中这样写道：
“师范院及中上两院学生本有翻译课程，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
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
陆续刊行。”由此可见，南洋公学译书院是在当时教学用书匮乏的条
件下，应教学之急需而创办的。

　　但是，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成立，还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教学用书匮
乏问题，而是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编辑出版历来是社
会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无数
历史事实证明，编辑出版事业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
的进步具有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南洋公学的创始人盛宣怀深知这一
点，他在《奏为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治法律诸书敬陈纲要》一文中，
再三强调“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在《奏陈为南洋公
学推广翻辑事宜一折》中，反复论述“近日东西人士观光中夏者，靡
不以兴学为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础”，盛宣怀的这一思
想，是南洋公学译书院创办的宗旨。

　　教学的迫切需要和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是南洋公学译书院成立
的重要条件，但是，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成立，还要取决于另一个条件，
即当时是否有从事著译编辑及出版发行方面的新型人才。盛宣怀多方
活动，终于物色到了主持译书院工作的合适人才。在李鸿章的推荐下，
盛宣怀聘请张元济为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

　　南洋公学译书院成立之初，并未设在校内，而是设在校外虹口。
1899年秋天，又迁至上海提篮桥附近。根据现存史料分析，在张元济
走马上任院长之前，南洋公学译书院就已经存在了，并进行了一些工
作。早在张元济到南洋公学之前的九个月，即1898年6月22日，经日本
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的推荐，盛宣怀聘请日本人细田谦藏为翻译东文
事务员，双方订下合同加以确认；1898年11月5日，盛宣怀又在小田切
的推荐下，聘请日本陆军大尉稻村新六为翻译东文事务员，双方订下
合同加以确认。这两份合同由当时担任大清国铁路大臣的盛宣怀及日
本国驻沪总领事小田切签署，其郑重程度可见一斑。两个日本人细田
谦藏和稻村新六，是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最早成员。

　　南洋公学译书院首先聘请的是日本人士，这和所译书籍多为日文
书籍有关。当时包括盛宣怀在内的清朝大员们，希望借鉴日本明治维
新以后迅速致富的经验，也为中国找到一条快捷富强之路。

　　除了细田与稻村两个日本人之外，南洋公学译书院还聘请了一些
中国学者参与其事。1898年，郑孝桎及师范院学生孟森、杨志洵被聘
为校订。后来，译书院业务增加以后，又将外文教员李维格、伍光建、
师范院教员陈诸藻，师范院学生黄国英等人调至译书院参加译稿工作。
1902年，南洋公学历史上第一批被选送赴日留学的原师范院及外院学
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学成回国，也被介绍到译书院当译员，
以加强译书院力量。当时雷奋24岁，杨荫杭25岁，杨廷栋仅21岁。参
加南洋公学译书院工作的人员，先后约有十余人。其中张元济作为译
书院院长，主持译书事务长达四年之久。

　　译书院的著译者队伍，以南洋公学教师员工为主，但不局限于此。
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工作以后，利用他本人的名声及关系，向院外著名
的通晓西学的翻译界人士约稿，如严复、吴文聪、王鸿章、日本人山
根虎之助等等。院外人士的著译稿件，不仅仅和教学有关，还和当时
的社会思潮有紧密联系，使著译选本的题材得到了拓宽及开掘，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译书院的著译水平。

　　南洋公学译书院为了做好译介工作化费了大量精力，采取了不少
措施，从而推动了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

　　张元济在受聘于南洋公学译书院之前，曾经对将要从事的工作有
过一定的考虑。他在上海特地写信给当时曾在天津的著名翻译家严复，
向他咨询译事应该如何进行才好。张元济信中请教严复在政治、法律、
财经、商务等方面如何选书，译书的报酬又该如何定位等等。张元济
在这方面有了通盘考虑之后，才正式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他上
任以后，在翻译的规范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南洋公学译书院认为，
著译乃人生之大事，万万不可草率鲁莽。如果译介不当，以讹传讹，
轻则误人子弟，重则贻害国家。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必须对译事进
行规范。1902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在以盛宣怀的名义所写的《奏为南
洋公学推广翻辑政治法律诸书敬陈纲要》一文中，就译书问题向清政
府提出了四条建议，“先章程而后议论”，“审流别而定宗旨”，
“正文字以一耳目”，“选课本以便教育”。这四条建议，为我国翻
译出版事业制订了基本原则。为了使读者“视而可见，开卷了然”，
译书院还就翻译中的具体问题一一作出规定，如各国的历史、地理、
官职、度量衡等等，应有固定译名，以免各译其意，一名重译，使读
者读后如坠五里云中，不知所云。译书院还强调版权所有，不得随意
翻印。这一措施，既保护著译者劳动成果不受侵犯，又保证了译书质
量。在译介国外的中小学教材时，南洋公学译书院所选的版本十分严
格，既要符合“文部所定教员所授之本”，又要符合“经文证之正本。”
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这些见解及措施，是对翻译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我
国出版事业的贡献。即使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对我们也不无一定的启
迪作用。

　　南洋公学译书院在其短短的几年过程中，在译著方面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1899年6月，张元济出任译书院院长仅三个月，译书院就已经译出
了8种书，这8种书是《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
《作战粮食给与法》、《军队与法》、《陆军学校章程汇编》、《宪
兵条例汇编》、《军队教育方针》等，大都是军事书籍，估计和当时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军队力量薄弱有关。当时还拟定了再译
23种书籍，也均为军事书籍。两年以后，即1901年，译书院院长张元
济在给盛宣怀的报告中称：“本公学译书院历年译书共成十有四种，
有关兵政者十二种，教育商务一种；尚有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
两种，国政两种，学校三种，税法一种，均经译成，现已陆续付印。”
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在短短两年之内就能译成并
印行三十余种书籍，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这一成绩，不可谓不大。

　　在院外译者著译出版方面，最为著名的是严复翻译的英国政治经
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一书。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原
富》一书，既作为公学学生的必读教材，在校内使用；又作为一般的
学术著作，在校外发行。为了使读者能够准确地理解《原富》一书的
要旨，张元济还为此书专门制作了一张综合术语表，作为此书的附录。

　　严译《原富》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巨
大反响，各省各地的学校兵馆等纷纷前来订购、甚至抢购，一时间洛
阳纸贵。

　　南洋公学译书院自1899年春天成立，至1903年因南洋公学隶属关
系的变更而停办，期间仅四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四年多时间中，译
书院著译书籍几十种，并发行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当时著译编
辑出版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业绩，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南洋公
学译书院在南洋公学乃至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上，占有不
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起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
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