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江苏无锡人，1937年2月出生于上海。1942—1954年在上海
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
业。现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王选教授为中国现代印刷革命做出了重大
贡献。
我4岁时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附属幼稚园，5岁入一年级，直
到高三毕业，在南洋模范（简称南模）上学达13年。南模从30年代起
成为上海的名校，校友中有20多名院士，也有不少海外的知名学者。
朱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有一次谈起上海的中学教育，专门提到
了南模，他说他1947年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电机
系，大学一年级时发现同班两位同学学习成绩比他还好，一问才知道
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中小学的水平关键在于师资，小学时教我
历史的是陆维周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我至今仍喜欢历史大概
与小学时的基础有关。我从小学开始语文成绩一直较好，小学5年级时
举办过一次作文比赛，我还得到了优胜奖。当时抗战胜利，很多同学
在作文中叙述了抗战中的经历，我在作文中则谈到了我印象很深的一
件事：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我父亲把一本有中国军人照片的画刊放在
我的抽屉里，以免被搜走，我便一直精心保存了这本画刊直至抗战胜
利。南模高中毕业生中大多数考入理工科，但语文、历史等文科知识
对我后来的科研和教学大有好处，所以我很赞成理工科学生要增加人
文科学知识，而文科学生应具备更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南洋模范小学教导主任陈有端先生是师范毕业，他组织了不少有
意义的课外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我印象较深的是参观明代
科学先驱徐光启的墓地，徐光启最早引入和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而南
模和我的出生地均在徐家汇，也是徐光启的祖居所在地。参观徐家汇
天文台和佘山天文台，并由有关专家在现场介绍天文知识，使我们这
些小学生萌发好奇心，而好奇心是科学发现和创造的重要推动力。
小学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只要上课比较专心，每天的课外作业
大约一小时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做各种有趣的事情。我小学时
课余的爱好是打乒乓、拍毽子和在泥地上打玻璃弹球，练就了一些
“绝技”。这些户外活动培养了同学间的友谊和集体精神。大概由于
我人缘较好，有一次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被选为班上品行最好的人。小
学5年级我被选为班长，以后一直当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12年学生
干部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除了组织能力、交往能力的提高外，更重
要的是，学生干部必须懂得为别人考虑、为别人服务，习惯于接受来
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而这些是一个人能够作出成绩的不可缺少的素
质。前几年我看到了美国某著名心理学家的一个公式：“I＋We＝
Fully（developed）I”，只有把个人融入集体，才能体现完整的自我
价值，而小学和中学的环境，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较好地融入了集体。
1948年小学毕业时，我以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位女生）的成绩
升入初中。但不巧的是，南模初中部从那年起迁往郊区七宝镇，必须
住宿。父母兄姊均劝我改读其他中学，高一时再考回南模，但我已对
南模有了感情，加上想当从幼稚园到高三的第一届“元老”，所以坚
持去了七宝。想不到坏事变成好事，七宝的条件差，没有电，晚上自
习点的是汽油灯，宿舍里是煤油灯。从11岁起三年的住宿生活对我的
锻炼不小，初一时不论寒暑，每天清晨出操。七宝初中部地方较大，
我的课余活动又增加了踢小足球和玩捉人游戏，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
堡成了我们玩游戏时躲藏的场所。在这种集体活动中，性格孤僻、自
私和不合群的人是不容易受欢迎的，也会受到压力的。而这些缺点恰
恰是今天高科技时代取得成就的重要障碍，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纠
正。南模初中的老师比小学更加优秀，数学老师刘叔安先生已年过花
甲，经验丰富，上课时轻松愉快地教会我们很多知识，也启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我喜欢数学是从初中开始的，有一次学期中间我就把该
学期数学课程的全部习题提前做完了。
初中毕业时我以班上名列前茅的成绩升入高中，并在14岁那年加
入共青团，以后就一直任团干部。
南模高中部的特点是名师多，40年代和50年代初南模对高水平教
师实行高薪，使一些老师宁愿放弃交大副教授或讲师的职位到南模任
教。教物理的俞养和、贾冰如，教化学的徐宗骏、沈克超，教历史的
沈起辉，教数学的吴宗初等先生均为学术渊博的名师，50年代中期他
们和其他一些优秀教师先后调入大学任教，使南模损失不小，无怪当
时校长沈同一先生说：“南洋模范是一碗馄饨，现在把馄饨都捞走，
只剩一碗汤了。”其实，还留下若干大“馄饨”，例如后来的校长、
著名的特级教师赵宪初先生，他教三角是一绝。文革期间，赵先生进
了牛棚。一位著名美藉华人学者访问上海，指名要见赵先生，于是在
工宣队的“陪同”下赵先生出现了。那位学者一见面就深深地鞠躬说，
“中学的课程我已忘了，唯独赵先生教的三角记得”。上述这些名师
都教过我，他们的教学生动活泼，特别重视概念清楚，从来不搞题海
战术、疲劳轰炸，而是启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习题是为了更好地
掌握原理，应该每做完一道题就思考一下有些什么收获，绝不是习题
做得越多越好。高中期间每天家庭作业也从不超过二小时，所以我可
以花很多精力从事社会工作，高一时全班仅我一个共青团员，高三时
已发展了十多个团员。近年来我在北大方正研究院招聘员工时很注意
他们是否当过干部，因为组织管理能力对于研究、开发和经营都是至
关重要的。
中小学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幸运的是我在南模受到良好的
教育，为大学学习和日后取得成绩打下了扎实基础。
王选，江苏无锡人，1937年2月出生于上海。1942—1954年在上海
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
业。现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王选教授为中国现代印刷革命做出了重大
贡献。
我4岁时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附属幼稚园，5岁入一年级，直
到高三毕业，在南洋模范（简称南模）上学达13年。南模从30年代起
成为上海的名校，校友中有20多名院士，也有不少海外的知名学者。
朱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有一次谈起上海的中学教育，专门提到
了南模，他说他1947年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电机
系，大学一年级时发现同班两位同学学习成绩比他还好，一问才知道
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中小学的水平关键在于师资，小学时教我
历史的是陆维周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我至今仍喜欢历史大概
与小学时的基础有关。我从小学开始语文成绩一直较好，小学5年级时
举办过一次作文比赛，我还得到了优胜奖。当时抗战胜利，很多同学
在作文中叙述了抗战中的经历，我在作文中则谈到了我印象很深的一
件事：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我父亲把一本有中国军人照片的画刊放在
我的抽屉里，以免被搜走，我便一直精心保存了这本画刊直至抗战胜
利。南模高中毕业生中大多数考入理工科，但语文、历史等文科知识
对我后来的科研和教学大有好处，所以我很赞成理工科学生要增加人
文科学知识，而文科学生应具备更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南洋模范小学教导主任陈有端先生是师范毕业，他组织了不少有
意义的课外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我印象较深的是参观明代
科学先驱徐光启的墓地，徐光启最早引入和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而南
模和我的出生地均在徐家汇，也是徐光启的祖居所在地。参观徐家汇
天文台和佘山天文台，并由有关专家在现场介绍天文知识，使我们这
些小学生萌发好奇心，而好奇心是科学发现和创造的重要推动力。
小学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只要上课比较专心，每天的课外作业
大约一小时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做各种有趣的事情。我小学时
课余的爱好是打乒乓、拍毽子和在泥地上打玻璃弹球，练就了一些
“绝技”。这些户外活动培养了同学间的友谊和集体精神。大概由于
我人缘较好，有一次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被选为班上品行最好的人。小
学5年级我被选为班长，以后一直当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12年学生
干部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除了组织能力、交往能力的提高外，更重
要的是，学生干部必须懂得为别人考虑、为别人服务，习惯于接受来
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而这些是一个人能够作出成绩的不可缺少的素
质。前几年我看到了美国某著名心理学家的一个公式：“I＋We＝
Fully（developed）I”，只有把个人融入集体，才能体现完整的自我
价值，而小学和中学的环境，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较好地融入了集体。
1948年小学毕业时，我以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位女生）的成绩
升入初中。但不巧的是，南模初中部从那年起迁往郊区七宝镇，必须
住宿。父母兄姊均劝我改读其他中学，高一时再考回南模，但我已对
南模有了感情，加上想当从幼稚园到高三的第一届“元老”，所以坚
持去了七宝。想不到坏事变成好事，七宝的条件差，没有电，晚上自
习点的是汽油灯，宿舍里是煤油灯。从11岁起三年的住宿生活对我的
锻炼不小，初一时不论寒暑，每天清晨出操。七宝初中部地方较大，
我的课余活动又增加了踢小足球和玩捉人游戏，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
堡成了我们玩游戏时躲藏的场所。在这种集体活动中，性格孤僻、自
私和不合群的人是不容易受欢迎的，也会受到压力的。而这些缺点恰
恰是今天高科技时代取得成就的重要障碍，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纠
正。南模初中的老师比小学更加优秀，数学老师刘叔安先生已年过花
甲，经验丰富，上课时轻松愉快地教会我们很多知识，也启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我喜欢数学是从初中开始的，有一次学期中间我就把该
学期数学课程的全部习题提前做完了。
初中毕业时我以班上名列前茅的成绩升入高中，并在14岁那年加
入共青团，以后就一直任团干部。
南模高中部的特点是名师多，40年代和50年代初南模对高水平教
师实行高薪，使一些老师宁愿放弃交大副教授或讲师的职位到南模任
教。教物理的俞养和、贾冰如，教化学的徐宗骏、沈克超，教历史的
沈起辉，教数学的吴宗初等先生均为学术渊博的名师，50年代中期他
们和其他一些优秀教师先后调入大学任教，使南模损失不小，无怪当
时校长沈同一先生说：“南洋模范是一碗馄饨，现在把馄饨都捞走，
只剩一碗汤了。”其实，还留下若干大“馄饨”，例如后来的校长、
著名的特级教师赵宪初先生，他教三角是一绝。文革期间，赵先生进
了牛棚。一位著名美藉华人学者访问上海，指名要见赵先生，于是在
工宣队的“陪同”下赵先生出现了。那位学者一见面就深深地鞠躬说，
“中学的课程我已忘了，唯独赵先生教的三角记得”。上述这些名师
都教过我，他们的教学生动活泼，特别重视概念清楚，从来不搞题海
战术、疲劳轰炸，而是启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习题是为了更好地
掌握原理，应该每做完一道题就思考一下有些什么收获，绝不是习题
做得越多越好。高中期间每天家庭作业也从不超过二小时，所以我可
以花很多精力从事社会工作，高一时全班仅我一个共青团员，高三时
已发展了十多个团员。近年来我在北大方正研究院招聘员工时很注意
他们是否当过干部，因为组织管理能力对于研究、开发和经营都是至
关重要的。
中小学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幸运的是我在南模受到良好的
教育，为大学学习和日后取得成绩打下了扎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