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是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南麓的一个煤炭工业城市。
1934年农历十一月初十，我出生于这座城市。家境一般，父亲靳
允之是煤矿职员，也曾教过中学，母亲吴佩兰系家庭妇女，高中文化，
后来由于父亲去世也教过小学。我们兄弟二人，有一个弟弟靳尚诚，
现在北京第五中学教书。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焦作1937年就被日本侵略者
占领了，1940年我进入焦作市第一完全小学。由于当时日本统治当局
推行奴化教育，进入小学一律要学习日语，其它课程如语文、算术等
都是一样的。当时中国人普遍都有强烈的反日情绪。虽然学校规定必
须学习日语，但大部分学生都采取消极的抵制态度。整个小学期间虽
然都学日语，但只有少数同学学得好一些，大多数同学都不愿学因而
也学不好，我的日语学得也不好。
当时反日情绪很高涨，但又不能公开。我们上学用的课本都是经
过日本侵略者当局审查过的，但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是中国人，特别是
在语文、地理、历史等课程中，这些中国老师在授课中把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国家的存在和民族的命运都渗透在教学之中，使我们这些小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小学时，我的数学课不是太好，其它课程都还可以，比较感兴趣
的是历史、地理，特别是对历史中朝代的变迁、重大历史事件、重要
历史人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小学时也谈不上将来想做什么，学什么
专业，只是对绘画有一种似乎是天生的爱好。在图画课时，我比其他
同学画得像，画得“准”。平时也经常临摹些连环画，都是些由古代
一些书籍编成的连环画，比如《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封神
演义》等。我临摹了很多连环画中的人物。小朋友们看我画得好，都
纷纷从家里拿来纸张供给我让我画，一张纸上画一个古代英雄侠士的
肖像，画了有好几十张。小朋友们把这些画集中地贴在班里的墙壁上，
开了一个小展览会，大家看了都说画得挺好挺像，我听了也很高兴。
另外，我外婆家在北平（现北京），我也到北平去过，看到北平的马
路上有汽车，回到家里就默画汽车，后来有时也默画一些看到的新鲜
的东西。这种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在小学期间一直在保持着，但那时却
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学习绘画。
由于外婆家在北平，上初中的时候来到了北平。1947年我考上了
北平私立“九三中学”。“九三中学”是一个一般的学校，但学校的
美术老师水平很高，是位女老师，北平国立艺专的毕业生，同学们都
觉得她是个天才，嗓子很好，唱歌甜美悦耳，绘画也非常好。她看我
画得不错对我很喜欢，我也很愿意上美术课，但我始终也没有报考美
术院校的愿望。
当时的中国连年战争，贫穷落后，年轻人一般的理想是工业救国，
发展生产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工业救国”的思想非常盛行。中学
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男学工、女学医，花花公子学文艺。”这
在当时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学艺术的人大都是有钱人的子弟，他们
不愁将来的生活，而家境贫寒的人是没有出路的。我的家境由于父亲
去世，生活也比较困难，根本没有学习美术的条件。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大家都非常兴奋，情绪也十分高涨，很多
同学都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我也很想去，但由于我年龄小，只有
15岁，家里和亲属都不让我去。后来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北平国立艺
专教书，还有一个亲属也在那里学习美术，他们都劝我说：“你对画
画很有兴趣，又有天才，怎么不去考北平国立艺专呢？那个地方有公
费，有助学金，可以省钱。”由于他们的介绍和鼓励，我也就产生了
报考美术学校的愿望。
1949年夏天，我去北平国立艺专报了名，并准备参加附加考试。
附加考试就是要考“素描”，但什么是素描？怎样画素描？我可以说
是一无所知。小时候我父亲有些收藏，书法比较多，国画也有几幅，
小学时也练过大字，临摹过一些连环画，中学美术课也比较简单，因
此，对于中国美术情况、美术教育情况、美术界情况，包括绘画可以
说没有什么了解，素描根本没有看见过，更谈不上画素描了，但考试
要考素描，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也非常着急，因为很快就要考试了。
幸好，我在北平国立艺专学习的亲戚对我说：“你试一试，画一
张石膏像看看。”他借来一个外国人模样的石膏像并告诉我叫“阿克
力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膏像。又给我拿来几根木炭条和一个馒
头，告诉我不用橡皮，把馒头弄软了捏一些当作橡皮用，这也是我第
一次见到的画素描的工具。就这样，全凭着“直觉”和“感觉”用木
炭条画了一张石膏像，这也是我在考试前唯一的一次练习和准备，也
就是凭着这一点点的准备参加了素描附加考试。
考试结果，榜上有名。我就这样带有“偶然”性质地考取了北平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事后我才知道：我的文化课合格，而我的素描成
绩是甲等最末，甲等一共有20名，我是最后一名。
1949年秋天，只有15岁的我走进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门。
然而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在这里度过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乃
至终生；我也没有想到，我将在这里走着艰巨而漫长的油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