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02月16日

一本亵渎文明的“克隆”之作

——王忠良《文明的驿使——李约瑟》抄袭真相

□王国忠

  去年夏天,在上海一家我不常去的新华书店里,看到一册王忠良
的《文明的驿使——李约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印数
1万册),起初十分高兴,以为遇到了一个李约瑟“知音”。待打开书
一看,在全书10万5千字中,几乎全都似曾相识,文笔与风格与本人如
出一辙,再仔细一辨,该书正是拙著《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
及出版社1992年版)的抄袭之作。不禁心头一凉,寻觅“知音”的热
情顿时烟消云散,无奈之下,只得化五元钱将书买下,以便日后讨回
公道。

  拙著《李约瑟与中国》,全书45万9千字,于1992年11月在北京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期间举行过首发式,江泽民主席还为此题写了
“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的诗句,该书在北京发行甚广。对于这
位名“忠良”者,我毫无所闻,但可断定,其非科技史学者。但不管
怎样,干这种劳什子并非光彩之事,尤其是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
组织多年之后。

  何以说《文明的驿使——李约瑟》(以下简称《文明》)是本抄
袭之作呢?我们可从以下四方面可以看出:

  (一)从全书的框架结构看。从两书章节名可以看出,《文明》
全书的内容均以原创著作《李约瑟与中国》为骨架,为蓝本,只是因
其篇幅所限,对于原创著作的其他丰富的内容只得“割爱”。

  (二)从全书的内容看。《文明》的作者颇善“提炼”,将原创
著作的精华部分悉数抽出,独立“成书”。举凡李约瑟的经历、《中
国科学技术史》的前三卷“三部曲”以及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即后来
的李约瑟研究所)等主要业绩,均一一被抄入其大作之中。从对照表
还可看出,《文明》不但从《李约瑟与中国》抄袭大量的相关内容,
而且还抄袭不少原创著作的章名,有的甚至被合并得不伦不类。

  (三)从具体文字看。《文明》一书除少数段落前后的衔接、过
渡文字外,绝大部分篇幅是大段抄袭。其手法是分散抄袭,跳行抄袭、
前后交错抄袭,或将书中人物之话的揭示句去掉,变成作者之话,手
法也不可谓不高明。因篇幅所限无法举出大量的抄袭之例,只得详举
一例为证。

  《文明》第三章全部抄自《李约瑟与中国》第五、六章。如其第
15页上谈鲁桂珍的一段:

  “鲁桂珍,生于1904年,是湖北蕲春人。她容貌端庄,性格活泼,
并带几分倔强,有时还有点幽默感,是位典型的东方女性。她的父亲
鲁茂逵是当时南京有名的药商,南京有一条街都是她家的。聪明伶俐
的鲁桂珍在受宠爱的环境中长大,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然
后去北平协和医院深造,不久又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讲师。后来到上
海医学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在空军任军官的未婚夫不幸牺牲,遂
使她产生断绝结婚乃至赴海外留学的念头。1937年,鲁桂珍终于踏上
西去留学的征程。在剑桥,她和同年赴英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沈诗章和
王应昧会合。这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第一批来自中国的研究生。”

  《李约瑟与中国》第五章第52-54页的原文是:

  “鲁桂珍,生于1904年,是湖北蕲春人。她容貌端庄,性格活泼,
并带几分倔强,有时还有点幽默感,是位典型的东方女性。她的父亲
鲁茂逵(字化国)是当时南京一位有名的药商,……据鲁桂珍说,南
京有一条街都是她家的。……聪明伶俐的鲁桂珍就是在这样受宠爱的
环境中长大的。……后来,她进了当地的一所一流的新教教会学校———
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求学……毕业后,她去北平协和医院深造……
不久就到上海,在圣约翰大学任讲师职……后来她到上海雷士德医学
研究所工作……

  在此期间,由于抗战开始,鲁桂珍在空军任军官的未婚夫不幸牺
牲……遂使她产生断绝结婚,乃至赴海外留学的念头。……

  ……1937年,鲁桂珍这位不平凡的东方女性终于告别了亲人和祖
国,踏上了西去留学的征程。……在剑桥,她和沈诗章和王应昧会合
了,这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第一批来自中国的研究生……”

  《文明》的作者就是如此进行“编著”的,他为了少露马脚,减
省篇幅,不惜将“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篡改成“上海医学研究所”,
真是误人子弟。但还可告诉这位“编著”者的是,这个旧上海的英国
研究机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我手头还
有一册该院学术讲座的节目单,其中有鲁桂珍参与的学术讲演内容。

  (四)从沿袭错讹内容来看。

  《李约瑟与中国》第67页说:“1943年2月下旬的一天,李约瑟与
陶育礼一同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飞越著名的“驼峰”——喜马拉雅
山……”据后来掌握的资料分析,李与陶两人分别来华,陶育礼且比
李约瑟来华要早,后来在重庆举行的欢迎会则是一同参加的。《文明》
的作者不加分析,依样画瓢,可见其如何“得心应手”。

  令人深思的是,《文明》不但如此规模对拙著明目张胆地剽窃,
不但不加说明,无一出处,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在书后“附录二”列了
三本“推荐书目”:一是《李约瑟文集》;二是“《中国科技史》”;
三是《李约瑟与中国》。人们不难发现,这是作者在制造假象,似乎
他是在饱览了这些书后“创作”出来的。根据对《文明》全书的辩析,
可以断定,作者根本未引用前二本书的一字一句,至于他自己有否看
过这二本书,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从头到尾将《李约瑟与中国》的主
要内容,整段整段文句被“克隆”成《文明》则是确凿无疑的。不但
如此,“推荐书目”的前二本不列作者名,但毕竟还列了出版社和出
版时间,而第三本《李约瑟与中国》竟连出版社及出版时间也未列,
更不用说作者为何许人了。这似乎是尽量让人不便“参考”与核对,
以免发现《文明》的马脚。殊不知,拙著二次印刷,印数已达9千册,
纸难道能包得住火吗?《文明》的封面与扉页的署名也是费了不少心
机的。封面署的是“王忠良”(按惯例这应该是著书的署法),而扉
页却署的是“王忠良编著”,这除了是沽名钓誉、为其抄袭埋下伏笔
外,还作何解释?或许《文明》的作者会对找上门来的人说,这是
“编著”。我们要问广大出版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稍有阅读能力及
法律意识的广大读者,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编著”吗?我奉劝《文明》
的作者去翻翻著作权法。本人希望舆论一致谴责这种令人触目惊人的
学术腐败行为,并将保留进一步依法追究的权利,我拭目以待王忠良
先生如何向我与广大读者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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