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朱星认定，《文通》的“实际作者原来是马建忠的大哥马
相伯”，其根据是1935年马相伯与他的谈话。那年老人已96岁，“每
次给我谈《马氏文通》，要说我三弟的《文通》如何如何，不直说是
他写的。但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他说：我是采用拉丁文法，尽量就
中文特点，避免摹仿之迹。他是神父出家人，不愿出名，且兄弟友爱，
所以写马建忠之名。”后来朱星根据自己早年的访谈所获，在《关于
语法学的若干问题》中明确写道：“当初马相伯参考了欧洲拉丁文法，
所以编出了科学的汉文法。”

　　这样，《文通》的著者便有三种可能：第一，马建忠独撰；第二，
马相伯实撰；第三，兄弟二人合撰。

　　第一种说法最常见，第二种说法极少有人响应。第三种说法则为
多数研究《文通》的学者所接受，但又有分别：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文通》出自马建忠之手，其兄相伯只起了某种帮助的作用；少数研
究者认为，马相伯与其弟并为实际作者，所起的作用不限于“帮助”。

　　朱星对《文通》著者是马建忠的一般看法提出异议后，即有学者
撰文反驳。邬国义根据知情人梁启超的叙述，指出《文通》确系马建
忠所作，“马相伯只是助其弟著作而已”（《马氏文通》的实际作者
是马相伯吗？，《学林漫录》第五集，中华书局1982年）。梁启超曾
多次叙及《文通》和马氏兄弟，只称马建忠为著者，并未提到马相伯
的参与。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一文，对马建
忠正在撰著《文通》一事有所报道：“西人于识字以后，即有文法专
书，若何联数字而成句，若何缀数句而成笔，深浅先后，条理秩然。
余所见者，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若其条理，则俟马氏
书成，可得而论次焉。”

　　《文通》面世后，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
中称赞道：“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凭藉高邮（眉叔著书
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
《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自
马氏始。”

　　最详细的记叙见于梁启超的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三
章之二：“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
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著书的时候是光绪
二十二年，他住在上海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
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他那种研究精神，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
很有力的鞭策。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
多，不用我赞美了。”

　　梁启超所言应该可信。可是，朱星的回忆也并非无中生有。有利
于朱说的证据，如刘成禺《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先生常
言，予作《文通》，人目为中国文法书。”方豪（马相伯弟子）《马
相伯先生事略》：“二十四年（一八九九年）先生年五十九，……是
年冬，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成之《马氏文通》前六卷，初版行世；先
生爱弟才华，令独署其名。翌年冬，后四卷亦付梓。”

　　邬文试图将两种说法统一起来，得出的结论是：“……马建忠是
主修，而马相伯是协助，主次是分明的。……正因为《马氏文通》的
作者是马建忠，所以马相伯每次谈起，要说他‘三弟的《文通》如何
如何’，从‘不直说是他写的’，把著作权归于马建忠；也正因为马
相伯助其弟著《文通》，所以有时‘在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也属
事出有因。……综上所述，《马氏文通》的作者仍应作马建忠，而马
相伯只是助其弟著作而已，并非如朱先生所说的‘实际作者’。”

　　朱星把《文通》的撰著归功于马相伯一人，完全不顾足能证明马
建忠实际撰著《文通》的有关史料，其持论显然失之偏颇。但邬国义
的辩驳也隐有不少疑点。

　　首先，马相伯并非只是在“言语间露出”或“不直说”是他撰写
了《文通》，而是不止一次明明白白地这样说过。以他与马建忠融洽
友爱的兄弟关系，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

　　其次，说马相伯只是协助了马建忠，怎么个协助法？到底做了多
少工作？提供几个例句是帮助，参与拟定框架或修订全书也是帮助。

　　再者，据前引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所记，兄弟二人“积二十
年”才撰成《文通》，而马建忠始究语法，是在1880年代中期以后，
所以在《文通》的序文里他说自己“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
如此，是否有这样的可能：马相伯在这之前已开始构思《文通》，并
为之搜集材料？

　　许国璋在《〈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中国语文》1991年
第3期）一文的第13条长注里下结论道：“对于这一公案，我的意见如
下：1）兄有助于弟，但以译名为主；2）《文通》本身是建忠自作；
3）相伯不具写汉文文法的学养，他一生以宣道为主。”

　　关于第一、第二个结论，许国璋解释说，马相伯编有《拉丁文通》，
其编写工作盖始于1873年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之时；相伯在会见朱星
时“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应是指写了这部《拉丁文通》，而朱星
并未听清（96岁老人的话不易听清），又不知曾有《拉丁文通》，遂
以为相伯说的就是《马氏文通》。马相伯既有编写《拉丁文通》的知
识和经验，在汉译语法术语的酌定上自然“乐于答问”，能给其弟帮
助。

　　许国璋猜想朱星听错，理由不足。须知，马相伯并非只对朱星一
人说过他作了《马氏文通》。而且，以为96岁老人说话必不清楚，也
无根据。朱星在同一文中明明告诉我们，“他已九十六岁，还能讲一
小时话，有说有笑，神志清健。”过了两三年，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呢？

　　1935年秋，记者王瑞霖采访了97岁的马相伯。采访始于10月5日，
止于12月21日，先后60余次，记为67篇，以《一日一谈》为题连续刊
发于天津《益世报》。第一天，记者写道：“老人起居虽须人扶持，
耳朵亦不大方便，然而精神却很饱满，和他谈起话来，还是滔滔不绝，
并时做手势以助语气。据友人告我：老人从前非常擅于讲演，现在看
他口讲指画的精神，始信友人之言不诬。”马相伯曾有“中国第一演
说家”的美誉；三天后，10月8日，老人还到复旦中学作了演讲。也正
是在王瑞霖系列采访的11月15日那一次，谈起马建忠和《文通》，老
人明白地说：“《文通》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为举例太
多。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可见马相伯对《文通》的贡
献不限于译名的制定。

　　关于第三个结论，许国璋说：“相伯大半生都在修道院生活，汉
学根基不深（自云不会作诗），要像建忠那样读尽四书、三传、史、
汉、韩文，一是学养不够，二是天主教会不许读凡俗之书，三是即读
也不许从事非宗教书籍的著作。”这段论述对马相伯有误解，所列三
点均难成立。

　　第一，马相伯虽就读教会学校，获神学学位并成为教士（1876－
1897年，他还曾脱教还俗），但像那时所有殷实人家的子弟一样，他
自幼便在家塾习读古文。12岁上来到上海时，他已读毕四书五经。
14岁的他已在徐汇公学里担任助教，边教边学。“因为我的国文比较
有点根底，本校各班的国文、经学，都是我教”；“……余虽为教徒，
而对于学生的中国经史子集之文的讲习，颇知注意。”（《一日一谈》
之九）他自称“国文比较有些根底”，乃是谦词，实际上他的国文相
当好，远在一般中国学者之上。在章太炎曾经谈及的当时精通西学的
四大名士严（复）、马（相伯）、辜（鸿铭）、伍（廷芳）中，“以
马相伯的中文最为纯熟，为文作书，既能旁行，又擅直书。从公文尺
牍、对联成语，到四书五经、典章制度，无不如素习科举者。”（见
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文载朱维铮主编
《马相伯集》后论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读过马相伯的公文、
政议、序跋、题词、书信、论著等各种作品后，我们对他那深厚的中
文根底便不会再有怀疑。

　　第二，外国人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除授西文、神学和西学诸科
目外，都把中文和中国经籍列为必修主课（非如此，不能为当时中国
社会所接受）；何况马相伯既有家学渊源，又兼中文、经史教习，读
遍四书、三传、史记、汉书、韩文，实不足奇。马相伯的逻辑学著作
《致知浅说》系用文言写就，引自古文献的例句极多，标明出处的有
《论语》、《孟子》、《公孙龙子》、《荀子》、《庄子》、《列子》、
《法言》、《方言》、《说文解字》、《汉书》、韩愈诗文等。
1914年知识界拟仿照法兰西样式，创建“函夏考文院”（科学院），
发起者为马相伯、章炳麟、严复、梁启超、黄侃、刘师培等19人，相
伯的名字排在名单的第一位，并由他亲自起草《章程》和致政府诸要
人条呈，足见他在中国知识界的突出地位和他的学养所具的号召力。

　　第三，马相伯一生极重科学。年青时研究数学，“几乎发了狂，
夜间睡觉的时候，仰视帐顶上，都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地出现了许多
数目字，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目字，于是我始悟韩昌黎所谓‘处若
忘，行若遗，伊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实为笃学之士的甘
苦之言！”后来他去读神学，也未放弃数学研究，终于达到“会通中
西数理的枢纽”；“我遇到对于数学有创获时，都笔之于简册，后来
竟积有一百二十多卷，余命名曰《度数大全》。惟在少年时代一往直
前，不知道爱惜和保存以前辛苦所得的成绩，公之于世，遂令其散佚
无存，到今儿想来，实有点可惜！”（《一日一谈》之九）对于教中
人士，在修读神学之余从事科学研究是正常的，自利玛窦以来，科学
－学术传教便是西洋教士的一贯做法，刊印科学书籍、传播西学知识
恰是教会出版机构对晚清中国的一大贡献。如1860年代开办于徐家汇
的土山湾印书馆，隶属天主教会，出过《西学关键》、《物理推原》、
《几何探要》、《五洲图考》、《彗星论》、《人类学》等等（可参
看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总之，从查验许国璋说法的可信性入手，征之于史实，我们无法
否定马相伯参与了《马氏文通》的撰著。

　　据蒋文野的考察，“梁启超第一次会见马相伯是在光绪三十三四
年间”，“马建忠写《文通》时，马相伯不在上海”，由此可以证明，
马相伯不可能是《文通》的作者（见蒋著《〈马氏文通〉论集》，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假如马相伯真的不在“作案”现场，当然就不可能是“作案者”。
可是，“案情”并不那么简单。马建忠始作《文通》，大约是在
1880年代中期；至1896年完成初稿，两年后出版第一部分六卷。撰著
加修订的时间，在十年以上，所以马建忠说花费了“十余年工夫”。
这十几年，马相伯都不在上海么？兄弟俩都不在一起么？

　　1884年，马建忠被李鸿章任命为（轮船）招商局会办（总部在上
海）。马相伯则协助建忠监理招商局财务，赴各地清查局产，并写就
《改革招商局建议》。7月间，因中法战争形势逼迫，由马建忠策划将
招商局产业转至美资其昌洋行名下。此举招致多方指责，竟致马建忠
背上汉奸罪名，险遭杀身之祸。马相伯也因此受到牵累（时有友人戏
言“难弟难兄”），不得不亲赴天津，向李鸿章面陈转移产业之由。
马建忠则于同年9月奉旨到京接受调查，幸无事安返天津。

　　1885年，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同年，马相伯应首任台湾巡抚刘铭
传之邀赴台；旋接李鸿章电，赶回大津。1885－1986年间，马相伯曾
代弟建忠出面，与美商谈判收回招商局产权。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兄
弟二人一同向李鸿章建议筹措外资，以兴实业、建海军。相伯自叙道：
“后李中堂和我们兄弟平居闲谈，大发牢骚；他说：军机处命我兴办
海军，只给五百万两银子，怎样能办得好！我们就对他建议说：‘现
在有美国大富商可以借钱给我们，中堂为什么不试办一下？’中堂听
了我们的话，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就同住在天津的美国商人约略商
定一种办法……。”（《一日一谈》之二十）

　　于是马相伯便奔赴美国商借巨款，可惜因为朝议反对，未能成功。
沮丧之余，他从美国跑到了欧洲，游历巴黎、伦敦，并去罗马晋见教
皇利奥十三世。

　　1887年，马相伯从欧洲返回，至天津向李鸿章述职。从此马相伯
在政界已无大作为，马建忠也是如此。但马建忠显然仍很把洋务实业
放在心上，这一年他写了《上李伯相论朝鲜漠河开矿事宜禀》。以后
几年里他又写有《富民说》（1890）、《法国海军职要叙》（1891）、
《拟设翻译书院议》（1894）等文，也说明他并未完全沉湎于《文通》
的撰著，一直在关心国事，存有复出之念。他仍是李鸿章幕府要人，
1895年并随李氏赴日签定中日马关条约。

　　马相伯在回国后的1888－89两年里做了些什么，甚至人在哪里，
史家无人能说清楚。但从1890年起，他的行止又有了线索。据李天纲
查考，“大约是在1890年，他已回到上海，托养病之名，买地造屋，
预备退出政界。大家都知道这一阶段的马相伯十分痛苦，但由于他本
人和友人的隐讳，他返沪后的精神痛苦并如何因此痛苦而萌发重回教
会的情况，我们已经不很清楚。从土山湾1894年出版马相伯翻译的
《新史合编直讲》来判断，他在这时已经重新在为［徐家汇］教会工
作了。”李文的分析是合理的。

　　马相伯退出教会，投身政界，是在1876年。但他的宗教信仰从未
动摇。在欧期间晋见教皇一事，已显示他有重新归教之心。官场失意
后，他便自然想要回到上海，与徐家汇天主教会恢复联系。1893年其
妻回山东省亲，与次子君远并溺于海，对他的尘世生活是最大的打击。
1895年，马母卒于泗径家中，临终前希望自上海赶来的相伯重归教会。
这样，两年后他终于决定把长子失名和女儿宗文托付给教会，并捐出
家产助教会兴学，自己也再度成为一名神父。

　　回到本文的话题上来，我们要问：从1890年（或更早一些时候起）
起，到1898年，马相伯在上海做些什么？恐怕不能排除他与马建忠一
同撰著《马氏文通》的可能性。

　　蒋文野说，梁启超迟至1907－1908年间才初次见到马相伯。可是
朱维铮写道：“马相伯初识梁启超是在1896年。这年8月梁启超在上海
担任《时务报》主笔，结识了仰慕十年的马建忠，也结识了马相伯。
那时梁启超只有二十四岁，而马建忠四十八岁，马相伯则已有五十七
岁。他们很快成了‘忘年交’。……但马相伯又很惋惜梁启超对近代
西方政治文化的认知程度肤浅，以为他应趁年轻学好一种欧洲文字，
不该太早卷入实际政治……于是梁启超决定学习拉丁文，而马建忠也
自愿充当义务教师。从这时起，梁启超只要在上海，便与康门弟子麦
孟华等，每晚前往马宅学习拉丁文，当然也纵谈时事。也由于马氏兄
弟的介绍，梁启超相继结识了徐建寅、严复、盛宣怀等一大批所谓洋
务名人。”（《马相伯集》）

　　梁启超那时是马宅的常客。马氏兄弟二人同寓一所，同为主人，
马相伯也教过梁启超等拉丁文。这段故事，载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
编初稿》中梁启勋所写的《曼殊室戊辰笔记》：“丙申（1896年）七
月，《时务报》出版，报馆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任兄住宅在跑马厅
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马相伯先生与其弟眉叔先生同居，住宅在新
马路口，相隔甚近，晨夕相过从。麦孺博于是年之冬亦由广东到上海，
与任兄及弟三人，每日晚间辄过马先生处习拉丁文……自丙申秋至丁
酉冬，一年半之间，与马相伯先生几无日不相见，马眉叔先生所著之
《文通》，与严又陵所译之《天演论》，均以是年脱稿。未出版之先，
即持其稿以示任兄。”

　　1896年，《马氏文通》想必已具大体模样，进入了定稿阶段。马
建忠拿着文稿给梁启超看，梁氏于是得以先睹为快。可是对此前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著者为《文通》建立框架、制定概念、搜集材料的工作，
梁氏是否也了解？实际上，梁氏最后看到的《文通》原稿是经过马相
伯删定的。关于此事马相伯的自述如下：“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
有奇，因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但是梁任公对于
我所删节的本子还嫌举例太多，殊不知此种研究中国文字的文法书，
在《马氏文通》出版时代，实在是破天荒，举例过少，学者将要由徵
信而解疑。”（《一日一谈》之三八）

　　读到这里，疑问就更大了：梁启超是真的不知道马相伯参与了
《文通》的撰著，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只字不提马相伯的作用？

　　在近作《〈马氏文通〉的作者谈》（1998）中，林玉山表示，
“我仍然认为，马建忠只是《马氏文通》的署名作者，《马氏文通》
的实际作者是马建忠、马相伯兄弟俩，马相伯的作用绝不仅是‘帮助’、
‘校订’而已。”他引用的史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刘成禺《相老人
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王瑞霖《一日一
谈》之三八所记马相伯的自述外，还有钱智修《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
年谱》：“《马氏文通》一书……实先生与（眉叔）共成之，而卷端
未尝署名，盖先生欲奖成眉叔，不愿分其盛誉也。”以及缪才子
《〈马氏文通〉答问》：“今之《马氏文通》，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混合多种殊异文理于一书，久而弥彰，后世必再有马枚叔其人者（此
书乃马良相伯、马建忠枚叔，兄弟合作）。”

　　根据来自历史学者、语言学者、传记作者的众多史料，林玉山指
出：马氏兄弟为撰《文通》，“切磋琢磨长达二十多年”，“马相伯
的切磋琢磨形成了《文通》的框架、观点、论点，这是作者行为”；
况且《文通》原稿在百万字以上，由马相伯删去三分之二，始成定本
四十万字，这样的删改颇费斟酌，也应属作者工作。总之，“《文通》
的署名作者是马建忠，实际作者应该是马建忠和马相伯兄弟俩，完全
说成是马建忠或马相伯独著的，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不恰
当的。”但林文也肯定，“马建忠是主要作者，马相伯是次要作者”。

　　我认为，在迄今关于《文通》著者问题的各种见解中，以上述林
玉山之说较为妥帖。朱星仅凭个人采访所得，便断定马相伯才是唯一
的实际作者，其立论未免简单、绝对。而后来的不少讨论者，把《文
通》的实际撰著归于马建忠一人，不顾与此矛盾的另一方面的史料，
显然也失之偏颇。只有综合客观地把握正、反两个方面的史料，将有
利和不利的证据全部摆在明处，指出所有的疑点，考虑到各种可能，
才能对《文通》著者的问题作出合情合理的解答。

　　澄清《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出于考察中国学术史的需
要，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不仅要尊重历史，也应当尊重马氏兄
弟的感情。试想当初兄弟二人多方合作，并未在一本书的署名上斤斤
计较。若按今天的常规，有些事情实难理解。比如，且不说相伯有功
于《文通》的定稿，就算他只是在某些方面“帮助”了建忠，建忠也
应在序文或附志中说一句道谢的话。可是建忠并未这样做。这是为什
么？多半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