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一起，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虽然此前孔德和斯宾塞早已创立和使用了社会学的说法，但真正使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使社会学具有独特的问题域和切入问题的独特方法的，还要数上述三大思想家。相比而言，涂尔干社会理论也涉及到社会哲学、宗教学、人类学、教育学、伦理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史及社会学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林林总总，洋洋洒洒，算得上是上个世纪之交为数不多的集大成者之一。而且，他作为学院派的代表人物，毕生致力于社会学的“独立运动”，不仅是西方学界有史以来第一位社会学教授，也亲手创建了“社会学年鉴”学派，并编辑出版《社会学年鉴》杂志。如果说，西方社会学的兴起既标志着一种思想风格的转换，也可以归结为思想家们针对社会转型所牵连出来的现代性难题的认识和反思，那么涂尔干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依然是今天人类生存和思考不可回避和逾越的主题。
追其根源，对涂尔干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的导师布特鲁（Boutroux）、法国新批判学派领袖雷诺维叶（Renouvier）、古代法制史专家古朗治（deCoulanges）及德国社会哲学家沙夫勒（Schaeffie）和心理学家冯特（Wundt）。当然，在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卢梭、康德乃至美国实用主义的因素也很有名，尽管涂尔干对这些观念也持有批判的态度。一般来说，人们常常会把涂尔干当成一位社会决定论者，认为涂尔干所说的“一切皆为社会”，无非是把社会作为绝对本质，并赋予社会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外在强制作用。也有人指出，从社会学方法论的意义来说，涂尔干眼里的集体与个体是截然对立的，所谓实证意义上的社会学，就是研究普遍的社会事实，将所有特殊的、具体的个别要素剔除出去。
其实，这样的理解有悖于涂尔干的初衷。首先，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怎样解决“社会如何可能”，“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人”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能够维系和团结起来的纽带就是集体意识（或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因此，社会学问题的要害，并非仅仅是去考察集体意识如何强制性地施加在个体身上，断然从二元论的角度看待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应该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人何以成为具有团结精神的“社会人”这一问题上，并通过“集体表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和象征仪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涂尔干也没有漠视现代性所带来的转变，他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划分，就是要讨论现代性的道德匮乏状态，并通过“人的宗教”重新建构社会团结的基础。同马克思和韦伯一样，涂尔干也使人们注意到，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联系，乃是社会学的立身之本，西方思想史所经历的社会学转变，并不单纯是假设和分类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一场历史观念的变革。
寥寥数语，很难提取涂尔干的思想精要。不过，我们可以从涂尔干所介入的学术论争中窥其端倪。首先，涂尔干有关社会分工的讨论，就有别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立场。涂尔干并未从“看不见的手”的角度去探讨公共福利和秩序的问题，而认为分工发展的首要功能是社会团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分析完全不同于以“经济人”为前提的经济学推论，而是强调分工对现代组织制度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社会学领域中，涂尔干关于法团（corporation）的历史研究，也向韦伯的社会理论发起了挑战。就现代性的形成史而言，涂尔干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体通过世俗劳作来拯救自身的新教伦理观，因为这样我们很难解释职业群体的信赖关系及其道德基础，所以，涂尔干通过带有社会史特点的历史研究，将现代社会组织的起源追溯更远，即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就已经有了雏形的法团，并指出法团不仅具有职业性质，也通过一种独特的公共精神为资本主义奠定了伦理基础。除此以外，涂尔干还从宗教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批判了科学主义的倾向，通过原始图腾崇拜研究，涂尔干指出宗教与科学本无二致，两种思维逻辑的目的都是要阐明事物间的内在联系，都是用此类联系编制和搭建起来的知识图式和体系；科学逻辑既来源于宗教，也具有宗教精神；宗教与科学的区别，并不具有元理论的意义，只有历史学的意义。
如吉登斯所说，涂尔干毕其一生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他开风气之先，在各个领域均有独特的建树，更在于他以《社会学年鉴》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有识之士，其中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哈布瓦赫（Halbwachs）、莫斯（Mauss）、胡伯特（Hubert）和戴维（Davy）；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希米安（Simiand）和布格勒（Bougle）；语言学领域中的格兰尼特（Granet）和索绪尔（Saussure）等。在这些人中间，哈布瓦赫和莫斯等人始终延续着涂尔干的研究路线，前者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以及后者有关巫术和礼物的研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理论，同时也为后来的人类学开辟了新的视野，后来，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类学家也努力将涂尔干的思想融入自己的著作中，从而最终使人类学在二十世纪最初的15年中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其实，倘若没有涂尔干知识社会学的讨论，人类学也无法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一讨论有时是通过涂尔干对科学哲学的影响扎下根基的。弗莱克（Fleck）从集体意识出发，提出了集体思维（denkollectiv）的概念，后来，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又从涂尔干《原始分类）有关分类图式和类比图式的讨论出发，将集体思维和记忆引入制度分析之中，并与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一起借助涂尔干的这一传统考察了经济生活组织中的信息流问题。
众所周知，涂尔干对结构主义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单从索绪尔与涂尔干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追踪这条线索。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承认，索绪尔所确立的语法共时性和语音历时性两大范畴，以及由此阐发的语言和言语之区分，无疑从涂尔干那里获得了丰富的给养，而且，这一影响也决不是单向的，即便其本人从事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亲属制度研究，也可以径直追溯到涂尔干所开辟的人类学领域，更何况结构主义后来呈现出来的蔚为壮观的景象了。其实，涂尔干针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所体现出来的长时段概念，也对法国后来的年鉴史学派影响深远，此前他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教育思想的演进》，如今也被史学界奉为社会史的典范，其流脉甚至一直贯穿于杜比（G．Buby）、阿里埃（P．Aries）、拉杜里（LeRoyLadurie）甚至是福柯的历史探询中。
值得一提的是，《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有关法团的讨论，为理论界探讨现代性之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也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后来，从涂尔干的上述讨论中发展出了许多看似截然不同的支脉，其中既包括法团主义（Corporatism）或社群主义（communitarism）的内涵，也含有道德个人主义的倾向，既有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潮，也孕含有自由主义的成分。可以说，同马克思和韦伯一样，在现代社会理论中，涂尔干的幽灵也无处不在，他的思想几乎潜伏在所有流派的社会理论之中，不仅为它们提供营养，也为它们带来了没有穷尽的可能性。
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些经典理论家的著作，依然会由衷地产生一种亲近的感觉，乃至一种关怀。即便是面对涂尔干有关社会失范状态的描述，我们也不时会感到一阵惊悸，我们眼前的这个社会，不也在经历着似曾相识的痛苦和挣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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