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像一块又湿又烂的抹布……”白波这样残酷地剖挖自己，道出了压抑到极点的极度悲怆，只有像白波那样的艺术家才能说出来。
我见到梁白波，是叶浅予老大哥同她一起从北平返回上海的时候，白波比我大一二岁，是广东中山同乡。白波长得不算美，但是有种艺术家的风度与魅力。说话慢条斯理，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早年似乎到过一次日本，想学画，但因没钱，便回来了。
白波的娘家，住在上海北京路的一家废品店楼上，木扶梯摇摇欲坠，显然不算富足。
她有一位十分关心和爱护她的妹妹，我曾见过她几次，听席与群兄说：到台湾以后，妹妹始终对她殷勤照顾。
白波和浅予，先是租了辣斐德路一家私人舞蹈学校的楼上同居。这家舞蹈学校是刚从日本回来的舞蹈家吴晓邦先生创办的，吴晓邦其后和我们一直有往来，他和戴爱莲都是我国舞蹈界的前辈，对中国舞蹈贡献很大。浅予和舞蹈有缘，不自戴爱莲始。我和浅予、白波来往密切开始于那个时候。
后来《上海时报》和其他大小报对浅予和白波的事大肆渲染，浅予和人合办专拍“王先生”片集的“新时代电影公司”，似乎又闹纠纷，他们决定离开上海到南京去。这些经过，已详载叶浅予的回忆录——《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记得是那年5月，我在上海生活得无聊，也就辞了那份闲差，和漫画家陆志庠兄（他已于前年辞世，黄永玉兄有一篇长文纪念他）一起，同浅予、白波一起上南京去。
“金陵自古帝王居”，我们与“帝王”无缘，自然“长安居大不易”了。志庠听觉有缺憾，我在南京无亲无故，整个生活的担子，最初都压在浅予身上（浅予有一份图片社的工作）。记得刚到南京，由名戏剧家马彦祥兄收容，暂住在成贤街他家的一个空亭子间里，4个人打地铺。但彦祥兄正在闹感情纠纷（和一位其后是著名演员的美人有关），我们4人不好意思夹在这纠纷里，浅予终于租了常府街三山里一层小楼住下。不久，卜少夫兄把我拉进陇海铁路办的报纸《扶轮日报》编副刊，浅予的负担减轻了一点。那时他又给王公?老板的《朝报》画连续漫画，收入多了些，但还要负担上海夫人的分居费，生活仍是拮据的，白波倒也安之若素。
梁白波有一本爱不释手的书：《邓肯自传》。
在30年代，世界著名舞蹈家伊沙多拉·邓肯（IsadoraDuncan）这本因欠债而被迫写出来的自传，曾经风靡世界；尤其是中国的新知识女性，对邓肯的自由解放性格崇拜备至。那时邓肯因车祸去世不久，书也刚译成中文，邓肯那种对艺术的深刻见解，对生活、对爱情的坦诚和火热，深深地影响着白波。正如浅予在自传中说的：“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她（白波）的一切生活方式、艺术思维、人生观念，对我来说都是新生的、诱人的，我无法抗拒。”
不管在很多人的场合还是一两个朋友在一起，除了偶然“爆发”几句十分精辟幽默的语句外，白波极少放言高论，她不愿意用语言表现自己，也从来不谈当时时髦的政治。但浅予在自传中，记她在30年代初，曾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60年代初，还有东北一个机构来公函，向叶浅予打听梁白波的下落，原因是他们有个职员，向该机构的党组织说，他30年代加入过共青团，介绍人是梁白波。
记得白波偶然谈起，30年代的著名导演沈西苓（他是共产党员），经常在政治和做人方面给她以帮助和指导。30年代，正如姚莘农所说的，思想不左倾的青年人是极少的，对理想有狂热的憧憬，这正符合梁白波叛逆的个性，但后来，她显然对政治失去了热情（姚莘农自己，到了后期长年留寓美国，研究李商隐去了。）
我在南京《扶轮日报》工作了四五个月，因为工资发不出，便决心回上海。浅予、白波和陆志庠，则仍在南京过他们的“流浪艺术家”生活。
我回到上海，起初在环龙路租了一处前楼住下，白波有时来上海，也毫不避忌地要在我那里住上一两晚，我习惯于这位“叶大嫂”的性格，无邪地把卧床让给她，我自己打地铺。她有时一个人很晚回来，第二天醒来问她，她只淡淡地说，是“跳舞去了”。
30年代，阮玲玉由于“人言可畏”而自我结束人生舞台。梁白波那时却根本把“人言”置之脑后，胸怀坦荡地我行我素。
在浅予的自传中，对梁白波的个性写得不多，这可能是自传以写他本人为主，不能占去太长篇幅的缘故。白波有极其复杂的内心生活，她热爱艺术，但心情懒散，创作并不多。记得1934年冬，她给《小说》半月刊画过封面（刊物是梁得所主持的大众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和翻译家丽尼、包天笑先生的公子可华和我是编辑，我负责美术方面），她谈了很多她的想法，可是只画过一幅。记得她常说的一段话，大意是：我心里常想着好多我要画的好画，可是经常把它放过了，我捕捉不住。
她不轻易看得起人，当代画家中，她只对庞薰?等少数人的作品有好感。但她也不轻易臧否人物，某人的画怎样，某人的为人怎样，全都放在心里。她的内向性格，可以说是“孤傲”——既不容易受人之惠，也不容易为人所知。她一生的坎坷生涯，与她的性格有关。挪威画家孟克（Munch）、荷兰画家梵高以及明代的徐文长、清初的八大山人、清末广东的苏仁山，成就各有不同，但都是这一类“有病”的艺术家。
浅予在自传中，一直提到白波是漫画家。漫画后来是她谋生的手段，但她原是当时泱澜社的成员，油画画得很好，风格接近欧洲的现代派，造型和色彩简洁明快，较接近马蒂斯。更可贵的是她的中国情调和女性特有的细致轻盈，说明她是一位不凡的画家。泱澜社在30年代，是中国崛起的现代派画风集团，时间短暂（1934年左右在上海成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便结束了）而影响深远。白波在泱澜社中，虽然不算“扛大旗”的，但可以说是较受推崇的新秀，可惜作品遗留太少。白波的作品多数签署BON的笔名，她自己说：这是法文“好”的意思。
1946年冬，我与阔别10年的梁白波居然又在上海相见了，还是在北京路那废品店的楼上。当时她刚从新疆回来，拿出大约40幅大小一律的作品，多数是画维吾尔族人生活的水粉画，正如她原来的风格一样，明洁简练，略带一点装饰情调，令人欢喜赞叹。她让我和郁风选一幅相赠，我们选了一幅打花鼓的姑娘。了聪也藏有一幅，是维吾尔族的壮汉。
记得那一天，我和郁风是下午1时左右去看白波的。3点钟，郁风约了张瑞芳、吕恩、唐纳（记不清是否还有金山）等，在国际大厦茶舞，白波欣然接受郁风的邀请，这位艺术家穿一件宽大的红棉袄，一条蓝印花布棉裤，大摇大摆地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明星们分庭抗礼。全场仕女，对于这位村姑打扮人物的出现，都在窃窃私语，白波却兴致勃勃地一心享受这大都市的气氛，到了意兴阑珊，她就一个人先告退了。这种气派，连瑞芳、吕恩都感到惊奇。
仅这一面之后，我们又是“鸿飞那复计东西”了。
以后，我和叶浅予都在北京度过了40多年的岁月，偶然从席与群兄的间接信息中，知道白波家住台南，有一个时期在台北，似乎在廖未林兄的陶瓷厂工作（但愿她像毕加索一样，有陶瓷作品留存）。1980年与卜少夫兄在港相见，谈起梁白波的《蜜蜂小姐》连续漫画原稿在他那里，打算在香港出版，但以后多次见到少夫老兄，又说已经将原稿带回台湾，交还给她的妹妹了。真可惜这“曲高和寡”的作品未能与世人相见。
最近因听说林海音大姐知道白波在台湾的情况，便写了一封信请教她，希望更详细地了解这位友人的晚年生活。
多谢海音在百忙中，复印寄来了她收藏30多年的、白波写给她的四封信。信里的语言像她平常一样，表面看来是淡淡的，但深蕴着一种对自己、对人生的哀怨苦恼。字里行间，看出她心绪紊乱，极力抑制自己。真的像海音来信所说的，看了想哭！
似乎是莎士比亚的话：天才与疯子只是一纸之隔。个性特殊，不满现实，落落寡合，精神异常，是共同的特征。当与群告诉我白波是由于精神分裂症离世时，我似乎是预料到的。在长期的封建意识的桎梏下，突然受到“五四”狂潮的冲击，不少中国青年产生各种矛盾和叛逆心理，白波当年是站在时代前头，敢于和旧礼教、旧秩序和腐败政权挑战的女性。出身贫穷和艺术对她的诱惑，促使她更大胆地“闯关”。但是她毕竟是女性，在生理和传统心理压力下，有时又十分矛盾甚至软弱无力。白波在1938年夏，突然从武汉漫画宣传队出走，舍弃了叶浅予，成为离开艺术家群、远走高飞的孤雁，这和白波的双重性格有关。长期潜伏的精神分裂症，使她的人生道路来了一个大转变。
海音寄来的白波的四封亲笔信，含蓄地表达了她将离人世前的心态：“我岁数比你大，可是做人方面来说，我比谁都不够当姐姐的份儿，叫你声姐姐也该吧。我是病了，又回南部来了，再谈到回台北来聊天的希望，恐怕不可能了。像我这种人，还是躲在家里比较好，因为在外面做事，我的应付和对付的手段，一点也谈不上呢。我还未完全好，精神很疲困。”“你身体好起来倒是好事情呢，反正中心诊所也不坏的，是吗？我只怕我自己好不起来，怎办？”（未署年份的2月13日信，海音编号是C）
有一封信是提到看完海音的名作《城南旧事》引起的感想：“我不是存心恭维你，实在一个作家是因为他的灵魂想说话，借故事来表现而已。什么‘黑色的爱’，放他妈的狗屁……”然后，她又用令人心酸的话来表达自己：“我现在像一块又湿又烂的抹布，随随便便地摔在那儿，对女人来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呀！我是在北平游山玩水那阵失了足的，我一看到你，就等于翻开自己的历史……”（未署年份的1月14日信，编号B）
编号D的信是2月26日的，似乎是白波最后一封了，文字也有些错乱。其中有：“我在病中安静地想想自己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许多有问题的地方，一个人能老是不做错事吗？过去的就算了，不必提了，看到你热热的信，免不了又想讲讲，如此而已。”
B信所谓“在北平游山玩水那阵”是指1935年她和浅予初结识时，同游北平那一段生活。一个精神病人，会把过去的事是非颠倒，她所谓“失足”，怕是十分复杂的感情在纠缠着她的“逆反心理”。但也说明，在她的一生当中，这是她印象最深的历史阶段。
回头再看浅予的自传，则是从心底里眷恋、怀念着给予他重新认识生活和切磋艺术的梁白波的。很多人都看过浅予这本书，《传记文学》也发表过《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中关于婚姻的那一章，这里就不重复了。
梁白波是30年代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封建桎梏逐渐转变为要求解放和民主文明的激荡时代中被牺牲的女性。一方面，邓肯的精神在召唤她；另一方面，残余的封建礼教还有力量在束缚她（这就是叶浅予说的：“可是她不能忍受情妇的地位，终于抛弃了我。”）。此外，艺术生活和妇女对家庭温暖生活的矛盾（在葬礼中，知道她后期的婚姻生活也不美满，但她深爱自己唯一的男孩），也缠绕着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梁白波，于是产生了幻灭感。
“我现在像一块又湿又烂的抹布……”白波这样残酷地剖挖自己，道出了压抑到极点的极度悲怆，只有像白波那样的艺术家才能说出来。
梁白波似乎曾经冲出了困住阮玲玉（又是一位中国中山同乡）的社会樊笼，但是在最后，她和阮玲玉同样被拍岸惊浪撕裂了——她们都有同时代妇女软弱的一面。
以上琐碎的回忆与感想，只是个人对白波的一点肤浅印象。海音给我的信上说得对：“实在她的心情，只有她自己理解。”
写到这里，犹如面对狂风暴雨后的一片落花。
人到老年，常会向佛陀去找寻归宿，想起白波，就想到众生往往缠绕着各种冤孽。因此，借用李后主宫人把后主生前手写心经舍给寺庙时所写的句子，献给白波：
“伏愿亡者游魂，拈一花而见佛！”
（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蜜蜂小姐》，魏绍昌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