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国内出版界对进化论表现了特别的兴趣，有关进化论的各色图书不断面世，特别是几本号称要打倒进化论的图书尤为引人注目。本报去年12月29日刊发的方舟子先生对《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书评《我要为达尔文辩护》曾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现再发表方先生对另一本有关进化论的科普书《大灭绝》的评论文字，以期引发读者更进一步的思考。
不久前，中科院、科技部、中国科协邀请一些科学家评选出“科学家推介的20世纪科普佳作”，共有国外作品51种，国内作品42种（《中国青年报》1999年12月28日）。我不知道具体的评选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是每位科学家只评选本学科的作品呢，还是什么作品都评？一出了本学科，科学家自己也成了被科普的对象，见解未必就比普通人高明，而对本学科的科普作品，一般科学家也不会去读。所以这样的评选，其实没什么意义。细看这份名单，也颇有滑稽之处。比如，法布尔的《昆虫学笔记》、法拉第的《圣诞演讲》和达尔文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都名列其中，而据我所知，这三位前辈高人的著作当时并没有藏之名山，要到现在才出土来竞争“二十世纪”科普佳作。
虽然要怪这些作者生错了世纪，毕竟那都是经典著作。入选的当代外国作品，原著也都是名著或畅销书，只有瑞士籍华人许靖华的《大灭绝》（三联书店1997年1月第1版）是个例外。它的英文原著The Great Dying在1986年出版后就未再版，早已绝版，想买都买不到。倒是中译本先后在台湾和内地成了畅销书，不知是因为作者是华人的缘故呢，还是因为其中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道家哲学的推崇迎合了中国读者的心理？
这本书的大部份篇幅都是在叙述作者本人如何参与发现了天降陨石导致恐龙灭绝。我是看了此书，才知道原来作为沉积地质学家的许博士还在破解这个近年来被各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大科学之谜上扮演了重大角色，虽然他的角色，大抵是通过跟某位研究恐龙的权威共进午餐讨论问题而表现出来的。但是，此书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作者的这类“科学自传”，而是他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对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学说）的批判。
一部优秀的科普著作，应该局限于介绍科学思想、方法和知识。当然，如果科学在哲学上、思想上能够给人某种启迪，也不妨加以引申。但是，如果倒过来，从自己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想或道德理念出发，先入为主地到科学领域寻找盟友或敌人，则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贩卖偏见的宣传手段。这样的著作，可能是思想著作，却不是科普著作，更不会是优秀的科普著作。《大灭绝》正是这样的著作。它先认定了自然选择学说是英帝国的邪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推翻其科学性。它认为恐龙灭绝于天灾的发现即是从科学上否证了自然选择学说，最后主张必须以“幸者生存”取代“适者生存”做为真理，宣扬“一切全在时运”的“道家”说教（这种说教是否真的是道家的，且不论）。
虽然目前有很多科学家相信陨石大碰撞导致了恐龙灭绝，但也有许多科学家持相反的观点。在恐龙大灭绝的原因问题上，学术界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主张“天灾说”的（以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为主）和主张“地变说”的（以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为主）仍然在激烈地争辩，各有各的证据。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在以后恐怕也难以有个定论。然而，《大灭绝》却将一个还有很大争议的假说当成了定论，断言陨石大碰撞就是恐龙大灭绝的唯一原因，忽略了相反的证据，隐瞒了学术界的争议，这样做，固然可以畅快地“证明”自己的哲学思想，却不是科学的态度。
如果物种大灭绝是由于陨石大碰撞或其他的灾变引起的，是不是就推翻了“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学说？答案是否定的。许靖华博士之所以会用灾变来否证自然选择学说，完全是出于对自然选择学说的误解。许博士虽然是一个杰出的地质学家，但是他的专业与进化论关系不大。他对自然选择学说所进行的攻击，不仅不具有任何的权威性，而且处处暴露了他并未受过现代生物学的系统训练，对现代进化论的基本概念都缺乏起码的理解。许博士近年来通过《大灭绝》一书和其他文章所散布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被神创论者所利用，而且也在海峡两岸的知识界造成了一定的困惑。比如，光是《读书》一本杂志，几年来就连续刊登了数篇文章介绍、鼓吹许靖华对所谓“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在此，实有进一步加以澄清的必要。
自然选择的核心内容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许靖华把生存竞争简单地等同于种间竞争，并误以为飞虫为花木传粉之类的共生演化现象就可以否证生存竞争。事实上，生存竞争和共生演化现象并不矛盾。生存竞争是生物过剩的繁殖力和资源的有限性这一对矛盾的必然结果，但是，不同的物种之间并不一定就都存在竞争，而取决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处于食物链中的同一环的生物可能要竞争相同的食物和生存空间，所吃的食物、所生存的空间越相似，竞争也就越激烈；竞争最激烈的是在同一种生物内部，因为它们的食物和生存空间完全相同。生存竞争可以是直接的、激烈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和平的。
许靖华认为“适者生存”是没有意义的同义反复（中译本误译为“陈腔滥调”），这是一个流传颇广的对自然选择的误解，我已在《我要为达尔文辩护》（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29日）澄清过，在此不赘。
如果“适者生存”真的如许靖华所说的是同义反复，那么它就是无法被否证的玄学。然而，奇怪的是，许靖华却又试图用灾变引起了物种的大灭绝来否证适者生存。事实上，在灾变发生之后，何种物种能够生存，仍然是要由自然选择来挑选的。在大陨石撞上地球之后，哺乳动物由于适应了变化了的环境（体形小、有皮毛、生活在地洞中等等），才生存了下来。以后，又由于以不同的方式去适应由于大灭绝所遗留下来的巨大的生态空间，原始哺乳动物才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快速地进化，取代恐龙成为了地球的主宰。可见，恰恰是大灾变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最广阔的表演舞台。
值得指出的是，地理环境的改变并不是导致物种灭绝的唯一原因，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是物种灭绝的另一个因素，对此生物学家已有一定的研究，提出了各种灭绝模型（比如“红后”模型）。特别是，在现在，人类这个物种正成为物种灭绝的最大因素。这是人类的生物本能所导致的，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的，并不是由于相信了“生存竞争”的邪说才如此野蛮。许靖华从大陨石撞击地球导致物种大灭绝这一特例，就断言绝大多数的物种灭绝都是由于地理灾变引起的，声称可能所有的灭绝现象都是偶发性的、不可预见的，这是毫无道理的。
许靖华所鼓吹的“幸者生存”才是真正的同义反复。在他看来，进化和灭绝都是随机发生的，只有幸者才能生存，生存下来的即是幸者。除此之外，幸者并不具有可供辨识、研究、预测或回溯的任何特征。这种说教，也许有其哲学意义，却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如果生物的进化是随机的，我们又如何能够研究它的机理？一句“幸者生存”就可以解释一切了。
幸运的是，“幸者生存”在生物学界并无市场，自然选择仍然被公认为生物进化的根本动力，是对适应性现象的唯一合理的进化机制（对非适应性现象还有不同的进化机制）。许靖华对此也感到疑惑：“毫无根据、且与大多数事实不相符合的一种假说，如此轻易地为广大科学家所接受，原因究竟何在？我想，除了因为我们愿意相信它外，没有别的解释。”别的解释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欲以导师身份来指导生物学家的许靖华缺乏自知之明：广大科学家要比许靖华更懂生物学，知道自然选择很有根据，且与大多数事实相符合，并非只是假说，而是一再被验证了的科学理论。当许靖华与神创论者异口同声，高高在上指责生物学家们都是一群盲目崇拜一个谎谬、邪恶的信仰的信徒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在蔑视生物学家们的科学态度，侮辱他们的人格。这种人身攻击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只接受证据和逻辑。所以虽然许靖华在十几年前就呼吁“天择说理论的谎谬之处已经暴露无遗，现在该是醒悟的时候了”、“再也不能让它披上科学的外衣而贻误后代了”，近年来更无视新达尔文主义七十多年来的蓬勃发展，妄称“达尔文主义曾经是一种科学推想，但到了二十世纪，它已只剩下‘主义’的部份了”，而科学的发展仍然与他事与愿违，自然选择依然是生物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这是许博士只要去翻翻据说他每周必读的《自然》、《科学》等国际权威学术杂志上的生物学文章，就可以明白的。
一部科普著作，不应该与科学界的主流唱反调。这并不说，科学界的主流学说不能被质疑和挑战，只不过这种挑战还是交给有能力的专家，在学术界内部、在学术刊物上进行为宜。自然选择学说也的确一直在学术界内部受到挑战，只不过这些挑战都是针对自然选择的适用范围，没有哪个行家会像许靖华一样，狂妄到要全盘推翻自然选择学说。本身并不具备向学术界挑战的能力，只会撰写通俗读物向并不具备鉴别能力的普通读者鸣冤叫屈，不可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但是却有可能蒙蔽、误导了读者，甚至以之为时髦。近年来，各种反进化论论调的确在中国的文化界风靡一时，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限于篇幅，由作者对原文做了大幅度删改，主要略去了具体科学问题的讨论。全文收入即将出版的《方舟在线——方舟子网上争鸣集》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