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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凌叔华八宝箱事件之真相

2000-06-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与陆小曼结合,以及迷恋林徽因,这 些即使在当时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徐志摩与凌叔华的一段隐 情,只有很少几位知情者能朦胧地感觉到点影子,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发现徐志摩情感世界里还有这第四位女性在。徐志摩突 然去世后,为他留下的八宝箱闹得满城风雨,人们才开始意识 到凌叔华与徐志摩的关系,不可等闲视之。凌叔华1931年12月10日致胡适信中第一次提到徐志摩的八宝 箱,在这三个字后面的括号内注明为“文字因缘箱”。这是徐 志摩盛放日记、书信以及其它手稿的小箱子。 那个时代的名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对写信也十分慎重,多 半是珍惜自己的名声,要给历史一个清楚的交待。徐志摩记日 记、写信,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情感方面的需要,他还是 有使之流传的想法的。他往往把这些日常写作当成文学创作, 投以极大的热情,他明显地意识到,这些日记与信将会与他的 诗和散文一起流传后世。作品发表了,出版了,一般就不大可 能失传,而日记和书信,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保存,很可能会 散失。于是,徐志摩把他自己手边的日记和书信存放在一个小 箱子里,并把这只小箱子称作“八宝箱”。通常的情况下,八宝箱是随身携带的,遇到特殊情况,如出 国旅行,就不方便了,要找一个可靠的人代为保存。徐志摩托 付的人便是凌叔华,这自然体现了徐志摩对凌叔华非同寻常的 信任。关于这只八宝箱,凌叔华1931年致胡适信,1982年致陈从周 信,以及1983年致赵家璧、陈从周的两封信,都有过具体的说 明,只是凌叔华信中有许多费解和矛盾的地方,再与1931年胡 适致凌叔华的信合在一起看,真是让人越看越不明白。对此感 兴趣的人,有称“八宝箱之谜”的,有称“扑朔迷离的八宝箱”的,更有人干脆地说:“徐志摩的八宝箱:一笔糊涂账。” 所幸的是最新公开的林徽因1932年致胡适的几封信以及胡适 1932年 1月22日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使我 们得以大致了解围绕八宝箱的一些故事和八宝箱中文稿的基本 去向。鉴于其间错综复杂,饶有趣味,且牵涉到徐志摩周围许 多重要人物,下面我们将详细交待事件的全部经过。本版摘自《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高恒文、桑农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3月出版。 

八宝箱历经周转

先说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及之后的情况。

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是1925年旅欧时,当时徐志摩正为与陆小曼的私情弄得心力憔悴,去欧洲也是要暂时离开一下,避风头,冷静下来。他身边的八宝箱总不能带着满欧洲地跑,得托一可靠的人保管。陆小曼当时自身难保,且箱内有些东西“不宜小曼看”。而此后给陆小曼的信,徐志摩一再说:“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那么,把八宝箱托付给凌叔华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志摩从欧洲平安归来了,但他并没有将寄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取回。之后他与陆小曼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并搬到上海去住,仍然没有拿去。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接下来写道:“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物归原主。”这一段交待得很清楚,但其中“交与之琳”一事,赵家璧于八十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卞之琳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

八宝箱交与卞之琳是不可能的,这不必去问卞本人就可以推想到。凌叔华去武昌是1928年随陈西滢到武汉大学的,在她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委托可信赖的人转交,而此时卞之琳还在上海读中学呢!卞之琳是1929年秋入北京大学就读的,他认识徐志摩更晚,是1931年初徐到北大兼课之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没想到徐志摩拿去后,选了几首交沈从文发表了。这个时候,卞之琳才开始自称徐志摩的学生。凌叔华何以在1928年就认识卞之琳,且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根本还没见过徐志摩的人?

不是卞之琳,那会是谁呢?凌叔华的信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是根据原件排印的,这错误要么是原信中出现笔误,要么是排印者认读的问题。信中有“徽□”字样,这框肯定是因字,大概是原件模糊不可辨认,才用这个符号代替。之琳的琳字,笔划多,不大可能认错,之字就很难说了。校阅者要辨认此字,想到徐志摩熟人中有卞之琳,便这样排印了。我以为这个字很可能是丽字,丽的草写再简化一点,很容易被认作之字。

我说的丽琳是当时与金岳霖同居的美国女子Lilian Tai-lor,这个名字在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出现过多次。与徐志摩及凌叔华交往甚密的人中叫什么琳的,只有此人。有两个旁证对我的这一猜测是有利的。其一是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京后给陆小曼写的信:“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清代翰林出身,久任京官,家境一定很好,所以能买下那所小洋屋。而那房子正是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从欧洲回来曾住过一段时间的“雪池”。林徽因他们走后,凌家买下了这所房子。凌叔华到武汉去了,只留下凌家老太太一人,金岳霖和丽琳便搬了进来。凌叔华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托人转交,丽琳是最好的人选。她就住在自己家中,箱子都不要抱出大门就可交托了;徐志摩若来京,一定会到凌家找老金和丽琳;还有丽琳是美国人,应该知道尊重别人隐私,交予她是最保险的。果然,从以上所引的那封信里可知,徐志摩一到北京,就被老金、丽琳从车站接到凌家。

徐志摩在凌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去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便和我的另一个旁证联系上了。这个旁证出自林徽因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当时林徽因正与凌叔华为徐志摩的日记闹得不可开交,林徽因写信给胡适交待事情的经过。其中有这样一段:“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林徽因对凌叔华不满,说了许多对她不利的内容,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有几处应该是事实:徐志摩曾在凌老太太家取回箱子,而当时在场的有丽琳及林徽因夫妇。

事情很明显,凌叔华信中提到的“之琳”正是“丽琳”之误,卞之琳被扯了进来,是很荒唐的。

不管怎样,徐志摩曾经取回过八宝箱是必定无疑的。那八宝箱后来放在哪儿呢?随身带着?还是寄往某处?反正徐志摩去世后,这箱子到了胡适手中,胡适又将它交给了林徽因。那么,在胡适那里之前呢?

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中没有交待,但她八十年代致陈从周、赵家璧的信中,明确地说是志摩去世后,胡适从她那儿要去的。如果是事实的话,徐志摩又是何时再次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的呢?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有这样一节:“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他的箱内藏着什么我本知道,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这里的话说得很拗口,但意思还很明白,即沈从文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小说,徐志摩便把八宝箱里的东西带给沈从文看。这是没问题的。“今年夏天”是指1931年夏天,而正是此时,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未结束的小说《王当女士》,发表在9月出版的《新月》杂志上。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沈从文是否见到八宝箱呢?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致陆小曼信中有:“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凌叔华信开头有:“十余天前从文有信来。”后面又写道:“现在从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可以推测,沈从文写信给凌叔华正是为了这八宝箱的事。可能当时徐志摩只是给沈从文看了一下文稿,然后重又寄放在凌叔华处,并告诉凌箱内藏的什么。这样才会有“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一句。徐志摩去世后,沈从文记起这件事,便写信给凌叔华询问。凌叔华没办法交待了,因为她把箱子给了胡适,胡适又给了林徽因。凌叔华知道箱子到了林徽因处,会出些问题,便写信给胡适,暗示他不该交给林徽因。

这样看来,凌叔华交与胡适的箱子,虽然还是1925年徐志摩托付给她的那只,里面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尽相同了。因为徐志摩取走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拿出一些东西,也可能放进一些新的东西。箱中有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凌叔华和林徽因的说法完全一致,一定不会错。而这两册初恋日记,肯定不是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离京之前放进去的。据《小曼日记》第一篇可知,陆小曼记日记是听了徐志摩的话,以前从没写过,而她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25年3月11日。

凌叔华晚年的信中称,八宝箱是胡适、林徽因他们逼她交出的。可从林徽因的信以及胡适的日记和信看,他们逼她交出的是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即康桥日记的一部分,其中内容有涉及徐、林最初相识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适得到八宝箱时费过一番周折。林徽因在胡适处取走箱子,并没觉得这箱子有什么特别,后来才知道是在凌老太太处见到的那只。

现在,有些重要的情节是十分确切的。其一,徐志摩1925年出国前曾将一只箱子交给凌叔华。其二,这只箱子于1928年凌叔华去武汉时留在北京,并由友人转交徐志摩。其三,1931年夏天,徐志摩又将这箱子给凌叔华看过,可能又在她那放过一段时间。其四,徐志摩死后,箱子到了胡适手中,并由他交给林徽因。

故事发展到这一阶段,尚未出现什么波折,各方之间也无冲突。然而林徽因整理箱内遗稿时,得到一个消息:凌叔华处还有一本或两本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其中涉及徐志摩与林徽因在英国时的一些事。于是风波陡起,故事进入了高潮。

胡适偏向林徽因

下面我们来谈谈林徽因得到八宝箱之后发生的事情。

林徽因从胡适那里拿到八宝箱是1931年11月28日星期六晨。胡适为什么把这箱子给林徽因呢,因为志摩刚死不久,林徽因就跟他谈到过“康桥日记”,说徐志摩曾有意将那个时期的日记给她收藏。据林徽因致胡适信中说,徐志摩还对她说过有“雪池时代日记”,被陆小曼烧了。徐志摩初识林徽因,正是在康桥时期,当时徐志摩对林徽因颇为有意,并与张幼仪离婚。“康桥日记”记录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事。林徽因回国后与父亲住在雪池,并开始与梁思成交往。徐志摩回国,也常常到雪池去找林徽因。“雪池日记”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的情感。这两份日记都是与林徽因有关的,也就是凌叔华所谓“不宜给小曼看的”。徐志摩从凌家取回八宝箱,可能带到上海家中过。陆小曼读到“雪池日记”十分生气,将之烧掉,也是有可能的。这样才有徐志摩又把箱子带到北京,因为放在自己家中并不安全。

林徽因先开口要“康桥日记”,胡适则把整个箱子都给她了,理由是让她帮着看看,编个目录,以便日后出版。林徽因拿着箱子回家后,便一一做了清点:“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31,1921起。次本从Dec2nd(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箱内的东西比较杂乱,以至于林徽因觉得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胡适将信件捡出后,胡乱聚成这一箱的。这种怀疑是不对的,凌叔华说过:“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又说过:“那个‘八宝箱’中不止是日记,还有不少寄与晨报的文稿。”这与林徽因的记载大体吻合。可见,徐志摩的八宝箱中原本就是这些东西。

林徽因拿到箱子后三四日,从张奚若处得知,凌叔华那里还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曾给叶公超看过。于是林徽因有些放心不下,因为她手头的两本英文日记,一本从1921年7月31日起,一本从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只有徐志摩在康桥的后半部分时间,而徐志摩结识林徽因是在1921年初,这一时段的日记正好没有。

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那是很美的散文。这话凌叔华一定听到,并提醒了她。因为她自己手上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收集一些,自己来编一本出版。第二天,她到林徽因家,让林拿出志摩的信,由她编辑“志摩信札”之类。林徽因当然不会给她,找些理由推脱了。林徽因又很想要她手上的康桥日记,便将八宝箱拿出来给凌叔华看,说胡适本想将这些东西交给孙大雨,自己不赞成,胡适就将这些全给了她,让她编个目录。然后,林徽因向凌叔华提出要看她手上那本日记。

林徽因没有拿出信件在先,又借助胡适,以名正言顺的遗稿整理人的身份找凌叔华要日记,凌叔华当然不乐意给她。或许,凌叔华是想到日记内容与林徽因相关,日记一到她的手里自己就更不可能再见到了。凌叔华当时“神色极不高兴”地勉强答应让林徽因后天(12月9号)到她家去取。

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林徽因也考虑到凌叔华的心理平衡,让她带走了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凌叔华也有为徐志摩写传的想法,陆小曼的日记,当然愿意细读,便不客气地拿起。这才有林徽因致胡适信中:“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凌叔华12月10日致胡适信中也提到过此事:“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我想到就要来看,果然不差!”凌叔华知道八宝箱落到林徽因处,正是12月7日在林家看到的,“我就要来看”说明她从林徽因处拿走了小曼日记。

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半,林徽因如约到了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留了一封信。这自然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这封信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看过,1932年1月1日写信给胡适解说原委时,又抄与胡适看。内容大抵是不会错的:“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当然看出这是在有意推脱,当即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迫切想读到,望她能体谅。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凌叔华写了那封给胡适的信,一再说八宝箱给林徽因是不妥的。但胡适明显偏向林徽因是不必说的。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手上的日记又给人看过,不拿出来怕是说不过去。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徐志摩的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好林不在家,她也留了个字条。

林徽因得到这本日记,仔细一读,发现与自己手上的衔接不上,中间缺了一段。这本日记自1920年11月17日始,以“计划得很糟”一句终,“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林徽因当时一定气极了,但碍于面子,又不好与凌叔华当面理论。她一定在朋友中说了些什么,有人把她的话传到凌叔华那儿,又有人把凌叔华的话传到她这里。两人的矛盾愈来愈深,传言也就愈来愈利害。林徽因最终又去求助于胡适,这便是胡适12月28日致凌叔华信的由来。

胡适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接下来胡适列数了一二三四条理由,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胡适写道:“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想到了,不好回绝,且凌叔华也不愿得罪胡适。但她当时并没有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这从胡适后来的日记可以看到。可能就是在这一次,也可能是在更早几天,凌叔华将从林徽因那里拿来的陆小曼日记交给了胡适,因为1932年1月1日林徽因致胡适信中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说明1931年12月底小曼日记已回到胡适手里,胡适很快将此事告诉了林徽因。

胡适可能是从凌叔华那里得到了不同的说法,便向林徽因要求解释,于是,林徽因在1932年1月1日一连写了两封长信。

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原委,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当天胡适日记写道:“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胡适这次拿到的是徐志摩的半册日记,而不是陆小曼的两本,所以这里的“此中果有文章”,不会像有人说的,是凌叔华所谓“牵涉歆海及你们的闲话”,而是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康桥的一段故事。这在各种传言中说得挺厉害,也是林徽因一定要看到日记的原因所在。

胡适日记中还粘贴的凌叔华的一封信:“适之: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起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有备与未备分别大得狠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罢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的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依恋北京。即问你们大家好即日”

事情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了,然而,胡适日记中又有这样的话:“我查此半册日记的后幅似有截去的四叶。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了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叶,不知有效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给林徽因的日记只有一半,剩下的一半给胡适时又截去四“叶”,凌叔华的所作所为让胡适也很不满。胡适日记此后则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凌叔华会交出那四“叶”日记吗?胡适将这半册英文日记也交给林徽因了吗?我们无从知晓,一场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便这样没有结局地结束了。

还需要交待的是,林徽因手中的八宝箱是怎样处理的呢?林徽因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致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事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这里说的很明白,徐志摩的日记不宜出版,也不必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现在要做的“只是收储保存”。由谁来保存呢?赵家璧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卞之琳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随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探听到的下落。”虽然是口口相传,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不错的,那些日记并没有还给胡适,而是林徽因自己留下保存了。至于最后的下落,卞之琳说得很含蓄,但从“物随人非”一词看,大约是说林徽因死后,林的某位家人由于某种原因,将其销毁。

陆小曼一腔怨气

在这场所谓的争夺八宝箱的事件中,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林徽因的理由是徐志摩曾对她说过,要将康桥日记给她,与她保存的徐志摩那时写给她的信一起收藏。同时,由于康桥日记中有一段涉及她本人的私生活,不愿让这份日记落到别人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凌叔华的理由也是徐志摩曾嘱咐让她保管,并且,她也需要这些资料来做传记。由于林徽因得到胡适的支持,凌叔华节节败退,不得已一件一件地交出徐志摩的手稿。在她极不情愿地做这些事时,想到了陆小曼,这位未亡人才是徐志摩遗稿的合法继承人。她向胡适表示,希望将这些日记交给陆小曼。

凌叔华对陆小曼还是比较关心的,1925年徐志摩出国,她曾到陆小曼那里深谈。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住在上海,她也去看过他们,并给小曼介绍画家为师。在一封约写于1932年的致胡适的信中,她还写道:“你到上海时,我希望你能托一个像王文伯那样聪敏而有决断的人,好好的看看眉。如遇不像样事,打开一切直告她知道。她早不是孩子,又不是笨人,我想不至于辜负这一片好意。最好同时有几个她一向敬畏而不疑惑的朋友都向她警告,叫她醒悟不如此不足以生存才好。她的过去使大家不满的,我觉得不是罪恶,乃是习惯与环境。莲花叶梗上有一层薄刺,方不染污泥,若使梅菊放在泥塘里,包管亦变成泥猪,那些清雅的号,绝不会落到他们头上来。”能有这样的同情和理解,凌叔华建议把徐志摩的遗稿交与陆小曼就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胡适是不会这样做的。这倒不是由于陆小曼日记中有涉及他和张歆海等人的闲话,让他很不高兴。早在徐志摩去世前不久,胡适就劝徐志摩离开上海,到北京来,并有意让徐志摩与陆小曼离婚,他和徐志摩的许多朋友一样,以为徐的颓废与消沉,完全是陆小曼害的。而此后,陆小曼配合赵家璧,编辑《志摩全集》,准备由良友出版;胡适略使手段,便将别人编好的稿子全部夺来,转交给商务。胡适若是动了恻隐之心,最多也只是会让那两本小曼日记物归原主。

凌叔华在徐志摩生前即见到过小曼日记,后又从林徽因那里取来,再交给胡适。

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小曼日记》的来源,陆小曼却有自己的说法:“其实关于这本日记也有些天意在里边。说也奇怪,这两本日记本来是随时随刻他都带在身旁的,每次出门,都是先把它们放在小提包里带了走,惟有这一次他匆促间把它忘掉了。”这里说的明白,《小曼日记》是徐志摩丢在上海家中的,并非胡适或北方某位友人转交来的。如果陆小曼的话可信,胡适手中的两本《小曼日记》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凌叔华的话可信,陆小曼又有什么理由撒谎呢?这是有关八宝箱中文件来龙去脉的一个疑点。

陆小曼身在上海,并不清楚北京发生的一切,但她知道徐志摩有只装日记的八宝箱。继《爱眉小札》之后,又与赵家璧合作,计划编辑《志摩全集》,她向胡适提到了徐志摩留在北京的日记及书信,但那已是1936年的事了。赵家璧回忆说:“十月中,我知道他(胡适)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等作陪。席间,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编订就绪,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后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我看出胡适当时对陆小曼的请求不置可否,似乎毫无兴趣。”这次交涉,不仅未得到胡适的帮助,取来书信和日记,反而由胡适支付了一笔版税,将《志摩全集》的版权从陆小曼那儿买断。十年之后,《全集》仍未出版,而且稿子也不知弄到哪去了,陆小曼又是着急又是后悔。在纪念徐志摩50诞辰的日子里,她又凑了些杂稿,编辑出版了《志摩日记》。在序中,她念念不忘别人手中的遗稿:“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

陆小曼的这一腔怨气是冲着凌叔华发的,因为赵家璧文中有记:“……他们二人都还各人写过几本,当时小曼曾告诉我,保留在凌叔华手中。她当时曾去信要求借来编入全集,却连一封信也不复。”赵家璧知道北京发生过几本日记的争夺战,是80年代的事,那么陆小曼至死还不知道,那只八宝箱早就落到林徽因手上了。如果知道,她更会抱怨不已。她与凌叔华原本还有一段交情,而她对林徽因向来只有嫉恨。

为了八宝箱一事,凌叔华与胡适也闹出许多不快,不过她很快便试图和解了。1933年1月31日的信中,在对待有关徐志摩的事上,处处让着胡适,就是她主动讲和的一种姿态。但对于林徽因,她始终耿耿于怀。林徽因占了上风,是胜利者,她是失败者,这件事一直在她心里是个结。直到晚年,凌叔华在信中谈到八宝箱时,还是抑不住对林徽因表现出不满。

林徽因呢?我们只见到她当时在胡适面前发泄了一通对凌叔华的怒火,事情结束后,未见她旧事重提。1936年,她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似乎是摒弃前嫌了,她选了一篇凌叔华的小说——《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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