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保育院创办始末

1948年春，设在山东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调集军队、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干部纵队，准备南下作战，开辟新解放区，建立革命政权，解放全中国。但是，南下部队的孩子，南下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孩子怎么办？大军南下作战，怎么能带孩子呢？

面对这个问题，华东局、华东军区的领导十分重视。他们决定筹办一个保育院，以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于是，华东局领导张鼎丞、秘书长魏文伯、财办主任曾山、组织部长李林，分别找到从大连回到华东局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黄海明、李静一、邓六金三位大姐谈话：党交给你们一项光荣的任务——筹办一个保育院，安置南下干部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安稳的家，使他们的父母轻装出发，安心南下战斗。

黄、李、邓三位大姐都有孩子，她们从自身体会到：不安置好孩子，既影响父母安心革命工作，又影响革命后代健康成长。

那是1940年底，邓六金的第一个孩子丁儿（因出生在皖南泾县丁家山得此爱称，即曾庆红同志）出生后4个月，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前夕。反动军队到处制造摩擦，寻衅闹事，形势非常紧张。六金的丈夫曾山已根据中央指示先期撤出皖南，到苏北解放区。严峻的形势迫使六金也不得不离开皖南，将儿子送到江西由婆母抚养。

对六金来说，怀里的孩子从出生到能够长这么大，是多么不容易啊！抗战期间，由于环境的恶化，新四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包围，经常行军、转移，而初孕反应强烈的六金跟着部队，有时强行军下来，浑身出虚汗，疼痛难忍。她顽强地坚持着，直到将孩子生下来。现在她为了革命工作，又不得不离开儿子。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在家乡抓了六金的婆母，严刑拷打，还烧毁了房子。当时，在祖母身边的丁儿才6岁。但他没有哭，没有喊，像一个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战士，独自逃出家门，在一棵大树洞里躲了两天两夜。直到被嫂母发现，将他收留，他才活下来，又回到妈妈身边。

每当想起这件事，六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黄、李二位大姐也和邓大姐有同样的经历。她们感到，多年动荡不安的生活，使得孩子一出生便被迫放到四面八方的“老乡”家中，小小的年纪就开始经受各种苦难的折磨。孩子们太苦了，应该有一个安稳的家了。三位大姐出于为孩子们着想，都欣然同意，接受了任务。

1948年4月，三位大姐召集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机关干部中有孩子的母亲开会。会上，母亲们一致要求创办保育院，并选出黄海明、李静一、邓六金等5人组成筹委会，黄、李为正副主任。4月底，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第一保育院，归华东局办公厅领导，并任命李静一为院长、邓六金为协理员。

院长李静一是个大学生，是1932年红军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协理员邓六金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她俩虽然都没有搞过保育院工作，但是为了支援解放战争、为了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勇敢地挑起了重担。

在山东青州城的大官营村，有一个老宅，院落很大，里面有七八间房子，但非常分散。新建的华东保育院就设在这里。其所以把院址选在这里有两点考虑：一是山东此时除济南、青岛还剩孤立之敌外，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都已解放，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环境比较安全稳定，能让孩子们较安定地生活；二是大官营村距华东局机关所在地闵家庄仅2里地，离青州县城也不过20里左右。这对保育院就近随时接受华东局领导和即将南下搬迁、在青州火车站坐火车，都有非常便利的条件。

华东保育院从4月份开始筹备，到6月份筹备完毕，前后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开始接收孩子了。

保育院第一批接收的孩子有62人。根据不同年龄、院长把他们分成三个班：3至4岁的18人，为幼稚小班；4岁半至6岁的22人，为幼稚大班；6岁以上至10岁的22人，为小学班。后来，各班的人数逐渐增加，到1949年初，又增加了一个幼儿班。这个班的孩子入院时，他们的保姆也随同孩子进院工作。为了加强对这些较小孩子的照顾，院里决定保育科副科长毛巧兼任幼儿班的班主任。与此同时，这个班采取保育员负责制，即一个保育员固定一两个、三四个孩子，白天照顾孩子活动，夜晚带最小的孩子睡觉。小学班的孩子文化程度不齐，分为一年级上、下学期和二年级上、下学期4种差别，在班内分组实行复式教学。后来，随着入院孩子的陆续增加，小学班又分成初级、高级两组，仍采用复式教学方法。

保育院一开办就确定了它的教育方针是：实验新民主主义的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奠定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当时，解放后还没有出版小学课本，幼儿教材也只借得一本《游戏100种》。面对这种情况，教育科便根据本院教育方针和儿童的生活年龄、智力发展水平，自力更生，分工执笔，编写印刷教材。

胶东半岛的气候，夏天热得汗流如雨，冬天冷得伸不出手指。编写教材的教师们顶着烈日炎炎的盛夏酷暑，迎着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坚持战斗。盛夏，有的教师中暑了；严冬，有的教师冻僵了手。但是，他们之中没有谁会停息下来。此时，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解放区的印刷条件很差，纸张的质量也不好，油印的课本开学时发到学生手里，到学期末时已磨得纸烂字不清了。直到1948年年底，小学的新课本在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保育院的教师们才从编写和油印中解放出来。

保教人员还经常带孩子们到户外田野去活动，使他们接触大自然，在大自然和社会中学习、锻炼、成长。孩子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干各种农活，知道粮食蔬菜是农民辛苦劳动所得，来之不易，吃饭时就不再浪费饭菜，也培养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风和日丽时节，孩子们随保教人员到小河边树阴下听老师讲故事、玩沙、戏水，拣小石子回来做计算教具，采野花回来美化环境，使他们增强了在大自然中生存、利用大自然生活的能力。老师们还常常把钢琴搬到户外活动场上，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扭秧歌、做游戏，培养他们的各种爱好和兴趣。孩子们在保育院这个大家庭里，玩得高兴，情绪很好，学习进步很快。

为了培育好孩子们，保育院以教育科副科长萧远为主，与教师王云飞、牟晓明等一起组成班子，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结合儿童喜爱音乐舞蹈的特点，以孩子们生活学习为内容，创作了近50首儿童歌曲和两个儿童歌剧，使战争年代的大官营出现了歌声和琴声。每逢过节，孩子们还把这些歌曲和歌剧搬到台上表演，气氛十分活跃。保育院里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光彩。这些歌曲被汇编成集，于1949年5月在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全国解放后，其中的许多歌曲被转载和发行全国。

华东保育院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了前线，后方的粮食比较紧缺，上级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孩子们本来就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吃了白薯粉更难成长。看到这种情况，院长李静一和协理员邓六金特别着急。她俩到华东局，到华东军区，到地方政府四处求援。

在两位大姐的努力下，各方面向保育院支援了白面、大米、猪肉，华东局还向保育院拨了5头奶牛、4只奶羊，给孩子们供奶，增加营养。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孩子们脸红了，个儿长高了，不像原来那么瘦弱了。

从1948年6月开办到1949年6月向上海搬迁之前，华东保育院在山东共接收了1岁至10岁的孩子137人。当时，农村物质条件差，吃水要一桶一桶地从井里打上来，再一担一担地挑回来；粮食柴草要用马车从几十里以外运回来；蔬菜副食要天天赶上马车到集市上去买。尽管事情繁杂，千头万绪，但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为了孩子，不怕困难，不怕麻烦，把每项工作都做得井然有序。

孩子的健康，是保育院的头等大事。为了孩子的健康，保育院千方百计搞好营养保健。当时，按照供给制的标准，供给孩子们的主食是杂粮，菜金很少。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分管营养的保育科科长文芸和总务科的同志，把孩子们按标准供给的吃不完的粮食换来豆子，磨成豆浆，做成豆腐，改善伙食；为了给孩子们增加钙质，除炖骨头汤给孩子们喝外，文芸和老炊事员时也传还一起做醋，用醋焖酥小鱼的骨头，让孩子们连鱼带骨头一起吃下。保育科和总务科的同志还想方设法粗粮细做、制订食谱、变换花样、调剂饭菜，增加孩子们的食欲。他们对身体较差或有病的孩子，则按“病号菜金”标准，另做病号饭并增加牛羊奶的供应。

为了孩子的健康，保育院在日常生活上订出了一系列卫生制度：餐具顿顿消毒；饭前、饭后洗手抹嘴；毛巾、手帕洗净煮过；被子一月一洗，床单、枕巾一月两洗，棉被、棉垫一月一晒；热天每日洗澡洗头换衣服，冷天每晚洗屁股、洗脚；每周换洗内外衣两次、洗头一次，每周剪指甲一次，20天理发一次；按季节注射预防针。

由于注意搞好营养、保健，孩子们的身体都比较健康，加之战争年代艰苦，他们在风雨中成长，一般不易生病。但是如果传染病来了，就麻烦了，缺医少药，预防不足，一病就是一大片。有一次，一个班的孩子全得了麻疹。在阿姨的精心护理下，孩子们很快痊愈。惟有一个1岁多的小女孩陈淮淮，并发了肺炎，高烧几天不退，昏迷不醒，十分危急。

“一定要救活这个孩子！”邓六金万分焦急，“淮淮的爸爸南下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在淮淮爸爸回来时，把健康的孩子交给他！”

只有青霉素能救淮淮，可整个华东局也找不到一支。怎么办？

“济南可能有。”有的同志说。

“去济南。”六金大姐当机立断。她要了两匹马，带领医务员丛树贞，连夜从大官营出发，一口气跑了300多里路，来到刚刚解放的济南市，在一个教会医院买到了两盒青霉素，连夜返回保育院给淮淮注射。淮淮转危为安，得救了。

保育院在大官营期间，共发生过3次流行性传染病，生病儿童87人，全部康复。摘自山西希望出版社《在华东保育院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