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因出版他的文学三部曲《小地》、《处女地》和《复兴》而名噪一时，并获列宁奖金。没想到在他死后3年，有人即在《旗》杂志上指出这3个中篇出自一班御用文人之手，真正作者并非总书记本人。此后又数次在媒体提到此事。一直到前不久，俄《共青团真理报》70年代的著名记者瓦列里·阿格龙斯基以《勃列日涅夫现象》为题在该报发表了自我访谈录，进一步披露了他哥哥阿纳托利参与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中篇小说《小地》、《处女地》和《复兴》写作的一些情况及其心理活动，并初步对这一特定的“勃列日涅夫现象”进行了剖析。下文摘自《编译参考》2000年10月号，伊弥编译。
我在本文采取新闻界中的一种古怪而不多见的自我访谈形式，由自己来提出问题，再自己作出回答。这是一场记忆与良心的对话。不过，我在此只打算谈谈前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文学创作。读者们可能还记得，正是他“写成”了闻名于世的“三部曲”（注意：“写成”和“三部曲”都打上了引号）———《小地》、《处女地》和《复兴》，而且获得了列宁文学奖。虽然对勃列日涅夫“写成”的东西报刊上已有不少评论，但时不时还能听到一些我称之为“勃列日涅夫现象”的恰似流行性感冒的议论。
这样一来，有人不禁要问：到底是谁写就的这三部“不朽的作品”？
参与炮制勃列日涅夫这三部中篇小说的就有托利亚，我的亲哥哥阿纳托利·阿格龙斯基。
问：你是什么时候从哪里知道你哥哥是勃列日涅夫“不朽作品”的作者？是他亲自告诉你的？
答：要是这样，我今天谈起这些决定公诸于众的内幕情况就不会抱任何幻想，也不会有任何道德与精神上的原因了。一次，在我供职的《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走廊里，有个跟我要好的同事走到我的跟前，突然对我说：你的哥哥阿纳托利真是个怪人，白给的一辆“伏尔加”人家居然不要，害得我们也只好拿不到手。简言之，使我们大家让挣到手的汽车飞走了。
我直到这时才知道，托利亚参加了由这些记者组成的一个写作班子，在给勃列日涅夫写中篇小说。随便说说，我的那位同事是在给总书记写一本关于宇宙的书，因为“作者”本人已经辞世，书也就出不来了。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曾天真地问哥哥：“你不是在巴尔维哈写东西吗？”“是哪个混帐家伙告诉你的？”这就是我当时听到的回答。
也难怪，当时托利亚和他们整个班子是处在什么情势啊！
问：你哥哥对勃列日涅夫中篇小说的写作还挺认真的吧．不像你那么不当一回事儿？要不是这样，又当作何解释呢？
答：大概是挺认真的吧。不过恕我直言，你就甭想能从我这里听到我对哥哥的好话或坏话。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去对自己的哥哥和他那个时代妄加评论。至于说哥哥对书的看法，那不管书怎么样，也总归是自己的孩子，哪怕是个残疾人也是自己的孩子。
问：你们哥儿俩关系不错，彼此都信得过的吧？
答：托利亚不仅是我的哥哥，因为各种原因还是我的父母、师长、朋友和记者行业的绝对权威，他各方面都比我强。他之所以不把自己参加写作班子为勃列日涅夫写小说的事告诉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那就是整个班子的记者保证过绝不向外泄露秘密。而托利亚又清楚自己的弟弟是个嘴上从不上锁的人，知道的事迟早总会捅出去。可托利亚比我精明、细心，也更谨小慎微，因为他受过磨难，比弟弟更能感受1937年被捕的父母的痛苦，那时我7岁，托利亚已经14岁。他甚至根本就不要求入党，免得遭到拒绝，虽说他选择了记者这一职业，而干这一行不是个党员是会困难重重的。
然而，他虽然不是个党员，可他居然成了全国的第一支笔，这可是不容易啊，因为这全靠的是他那过硬的本事。要是我，就会“入党”了。这就是我们兄弟俩心理上的差距。这种差别后来还在面临生活和职业上的诸多抉择，以及各自在随时随地碰到的危难面前表现出来。我不想在此说孰对孰错，只想说一点：我们是不同性格的人，而托利亚比我要强得多。
问：你和哥哥都没有个人隐私？
答：这谈不上隐私……我们是真正的兄弟，互相亲密无间，关怀备至，襟怀坦白（我），随时帮助对方祛灾免祸（托利亚帮助我）……
问：你是在故意回避我提出的问题，你的哥哥是因为什么原因要把自己的奴才活计对你严加保密？
答：首先，我已经说过了：我那时候在新闻界已经不再是小字辈，托利亚从来都不在我面前吹牛，尤其是自己担任的是这么一种黑人奴才的角色，碰到这种事是不会有人自吹自擂的。哥哥不仅为人清高，还很自尊，他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事，我要是对这种工作持赞许态度，他会认为是一种挖苦。所以他才一直守口如瓶。不仅这件事，就是碰到一些更重要、甚至更危险的事也如此，从此可以看出他在作事和为人上都很正派。
问：你这是指他是总书记本人及其身边人的心腹，这不仅给报纸争得了自主地位，还为自己谋得了特权和福利？
答：我已经提到过“伏尔加”轿车的那件事，我哥哥没要它，他那时候不用说是没有任何物质利益的。不像我们今天，我的那些同事只要有人在为哪个部委或金融寡头写东西，他们从不隐瞒。现在的时尚也变了：现在当奴才都是实实在在地当，都不用改变脸上的肤色，这甚至还是件十分体面的事。
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哪个时代更坏或更好？
答：在托利亚他们为勃列日涅夫写作的时代，当时是另外一种环境，那种环境不让记者们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所以也没几个人愿意去干那种事。今天这才成了气候。至于明天如何，没有必要去猜测。现在我和你们都明白了：托利亚没有什么好向弟弟和同事们吹嘘的，就更谈不上引以为豪了。奴仆是不会数自己和别人的勋章，就像病人互相不让看自己的病象一样。这是一种悲剧。
问：他是觉得他有一种羞耻感？
答：哥哥比在自己弟弟面前更有一种羞耻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觉得托利亚一直对他在克里姆林宫干的事就是对自己的妻子也严加保留。关于这一点我在托利亚死后意识到了，当时我们有一位共同的同事和“朋友”首次在1984年的《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指出我的哥哥是勃列日涅夫那几个中篇小说的实际作者。随便说说，整个班子就只点了我哥哥的名，因为我们的“朋友”心里明白，其余的人是不会答应他的。可托利亚已经死掉，是好是坏他都顾不上了。后来，托利亚的遗孀还曾打算立马上诉法庭，以保护丈夫的名誉与尊严。但她只能举出一个证据：托利亚生前从未亲眼见过勃列日涅夫。
问：那你呢？也是滴水不漏？
答：不，当时我在气头上就打电话给那个饶舌的、恬不知耻的“朋友、道学先生和告发者”，就为了告诉他：好呀，要是当时也把你拉进班子里，你会高傲地拒绝吗？是啊，你可是耐心地等来了言论自由的改革时期，于是勇敢地起来向舆论界大声疾呼，说你是清白的，而我的哥哥和他那一班子记者都干下了见不得人的事。你呀，亲爱的，这才叫乌鸦笑猪黑哩。那篇文章在我家里是找不着了，我烧掉了。因为我突然想起，万一他真的写了关于托利亚的实话呢？我甚至还问过自己的一些朋友，他们看过那篇告托利亚的文章没有。他们说看过，还劝我别去同那个嫉妒成性的人计较，我这才断了公开“马德里后宫内幕”的念头。
问：哪些内幕，你能举个例子吗？
答：我满可以先把那些勃列日涅夫巨著的组织者公之于众。由于他们为主子卖足了力，作为报答都分别获得了列宁和国家奖金，官越当越大，要不就是捞到了一大笔稿酬。我满可以把他们一一地点名曝光，不漏一个，他们这些人一直到今天可都还生活得挺好。但是我受过的教育和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没使我养成告密的习惯，他们只要愿意，完全可以当众忏悔，甚至向国家补交那份稿酬税。
问：你就快别装蒜了，你那是不敢点出他们的名字？
答：我是不敢，不过我那是另有顾忌。问题是像托利亚的那位朋友加同事的善于“开诚布公”的人，还有他的那些“同伙”和组织者的心理今天已经有所改变。他们这些人如今已不把自己和别人“钉”在耻辱柱上，一个个都已在为填饱肚皮奔忙。
可悲的是，今天有不少年轻人，他们有本事，自称是“完全自主”的人，也不放过任何机会争相去为那些形形色色的当权者、金融家和政客捉刀代笔，叫他们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在同行中为一些私利而互相撕咬。这样的人为数不少，我不想一一点出他们的名。
不，我现在不是在为新闻界的过去堪忧，也不在为我哥哥的名誉发愁，我是在为它的现状与将来担忧。这就是问题的症结，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满怀激情而又不无伤感地回忆起托利亚的这段记者生涯和命运的缘故。
问：不过，今天的“定货人”还是同过去你哥哥为之效力的那些人有所不同，是吧？
答：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有本质上的差别。我已准备好要告诉昨天的那些定货人：我可怜你们，因为你们是当时那些人民公仆的奴仆。不过今天你们的时代也并未结束，至于什么时候结束，这谁也说不上来。但有一点，那种侍候人的过去正是要靠你们这一代人来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奉献的时代。
问：你哥哥总有时候当着你的面谈到过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吧？
答：有一次曾间接地提到过，而且当时还正在写作那些东西，不过我这是后来很久之后才意识到的。那是在托利亚死后不久，所有那些告发者的趋附逢迎的白痴汉都一个个出来说话，已经对托利亚毫无顾忌，也不怕有违自己的良心。
一次，我同哥哥到墓地去探望父母，而且是我开的“日古利”。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等绿灯，托利亚突然开口说：你听我说，瓦柳什卡，前不久勃列日涅夫的助理曾开着一辆政府小轿车来接我去克里姆林富润色一个文件，让它念起来顺口。你瞧，我们就这样坐着政府官员的专车在莫斯科中心的街道中横冲直闯，所有别的汽车都停了下来，变得那么矮小，交通警一个个都敬着礼，街上的行人在我的眼里就像在空旷的城市里爬动的小甲虫。这时我突然感到自己是个有着无限权力的侏儒，这是一种令人极度恶心的感觉，我过去还从未有过。现在我能同你坐在这样的车里，同周围的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地遵守交通法规，这该是多幸福啊。
那天我们在父母的坟头上种上了花（如今托利亚已长眠在那里，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同他们在一起），我们还按老习惯在坟边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在思考生活的意义。我们俩都不吭声。我知道托利亚为什么不吭声，他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