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是一个什么人：哲学家？批评家？历史学家？仅仅是个“作家”？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汉娜·阿论特的话：他属于那种“无以分类的……作品既不合现存秩序又不引领新型文体样式的人”。
———J．M．科埃特斯
也许身份的“暧昧”，还有那种“波希米亚人”的气质，很多人对本雅明有着无以言述的迷恋。然而，在《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潘小松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252页，16．50元）行世以前，人们又几无可能借助学术论著，来感悟他这位“我们时代的学者偶像”（科埃特斯语）的多重人格。这本合二为一的书，差不多是他仅有的自传体文本。
对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相似经历熟悉者，往往倾向于对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寄予某些过高的期望。他在1926年12月初启程，两个月后离开苏联。当时恰好是众多动摇的知识分子，对一个新型社会体制持观望和怀疑态度的时期。本雅明的动机相对而言或许最为自私，也明显更具功利色彩。在“没有经过自我审查”的日记中，这种目的无意间的流露并不鲜见：“……作为一个作家，我的活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我对他说我自己还没有看到出路：单纯的信念和抽象的决心都是不够的，只有具体的人物和挑战能帮我向前迈进。他让我想起我写的关于城市的文章。……我开始更自信地考虑怎样描述莫斯科。”（页60）此前，由于提交的研究论文未获认可，栖身学院埋首书斋的梦想不复存在，他只好靠为报刊自由撰稿谋生。他的意识形态抉择，也因爱情波澜的起伏，游离于犹太复国主义情结和共产主义信仰之间。他曾起过移民巴勒斯坦的念头，但与拉托维亚导演阿斯娅·拉西斯的情思缠绵，以及对加入共产党的信心摇摆，还有要在德苏文化界之间扮演沟通者（替两国报章撰写通讯）的期望，导致他距离耶路撒冷愈加遥远，反而更为接近莫斯科。所有因素的综合，让本雅明随后的游踪，不可避免附上驳杂的投影。焦虑、紧张、怨艾和沮丧情绪，在字里行间断续弥散，尤其让人无时无刻觉得，他的试探旅程毫无安逸可言。
拉西斯和伯恩哈德·赖希是本雅明此间接触最多的艺术家，他们或冷淡或热烈的言谈举止，加上其他的实地见闻，使他行前的模糊意识日渐廓清。“……我们谈论此地和德国知识分子的情形，谈论两国当代写作技巧。这些话题引向赖希对入党问题的保留态度上来。……这些作家也明白什么事也别指望得到政府的支持。”（页5—6）敏感的他已经生出幻灭感觉。“我说很沮丧，原以为能学到很多关于俄罗斯的东西，结果却不像预料的那样。……我还谈到了日渐萎缩的私人生活。根本就没有时间过私人生活。”（页111—112）可他据以实录的内容，却仅仅出现在笔调平淡的陈述当中。如“……还有政治新闻：反对党成员不再担任要职。类似的情形：无数的犹太人不再担任中层职位。乌克兰的反犹太主义。”（页5）“在电影或舞台上表现悲剧性的爱情纠葛会被视为反革命宣传。”（页71）和“通货膨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购物证，只有配额购物证能在国营商店买东西，所以会出现排队的现象。”（页92）他并不像纪德和罗兰那样，附加任何感性申说和评论。这也是他所用的叙事策略：“我想给目前的莫斯科作一个描述；在这个描述里，‘所有事实已然是理论’，因此可以免于演绎抽象，免于任何预测……”（页177）可能这也是他对政治敏感性的本能回避，阅读类似的记叙无法直观感悟他的真实个性。不过，所有那些关涉拉西斯的描绘，还有他对拱廊街、旧书店和玩具博物馆的迷恋，却更能散发出他城市文明探究中所呈现的意趣。迫于法西斯压力自杀前，据说与本雅明形影不离的，就是后来以《拱廊街工程》为名出版的巴黎研究手稿。那是他要用引文构成的书，本雅明临死前还对人说，“我不能冒失去它的危险。它……一定要保存下来。它比我重要。”（科埃特斯：《瓦尔特·本雅明的奇迹》，参见1月11日《纽约书评》）文稿整理者格哈德·肖勒姆在序言里说，本雅明这本日记“涉及他生活中关键的一个时期，并且绝对未经审查，首先是未经自我审查。”这话大体上是可信的。别的权且不说，其中一个例证，可说是他文字间情不自禁表露出来的微妙情感变化。读者足以借以体悟出，沉溺在复杂爱恋当中的本雅明的内心焦虑。他心头轮番出现的渴望、嫉妒、兴奋和沮丧，如实铺陈开来，也难怪人家把他堪称典型的“波希米亚人”。在他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3月初版，202页，6．80元）开篇，本雅明就引用过马克思对“波希米亚人”的勾勒：“……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与其说取决于他们的活动，不如说时常取决于偶然事件。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页29）
两获布克奖的南非作家科埃特斯评论哈佛新版本雅明文选，说英文译者尽管很谨慎仍难免出错，个中原因要归咎原文的晦涩和连篇累牍的外文摘引。这个意见似也可用于中译本。经过德文和英文的双层转译后，加上本雅明写作《柏林纪事》又刻意模仿普鲁斯特，想轻松领会他的本意真不容易。英译者大约有责任，但有些明显的疏失，则要归于中译者。比如，“昨夜我夜里独自在房里读普鲁斯特，读到一段异常的文字，是关于吉奥托的《关于仁爱》的。”本雅明所说，应为乔托在帕度瓦绘制《慈悲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