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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是被靳以耽误的吗?

2001-04-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南南 我有话说

靳以(前)和曹禺(后)1926年前后摄于天津,当时他们是南开中学同班同学。

 巴金先生在悼念父亲的文章《他明明还活着》中曾这样说:“我还不是靳以最老的朋友,曹禺才是。”曹禺确是父亲最老的朋友之一。他俩相识在初中的少年时代。当时他们彼此的学名是章方叙和万家宝。在此后漫漫的三十多年中,他们也彼此一直以“方叙、家宝”互称。

中学毕业后,父亲去到南方,就读复旦大学;曹禺去到北平,就读清华大学。当1933年父亲来到北平三座门大街编辑刊物之时,父亲在文坛已经成名,他已经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并结交了许多文坛名人。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当时也成了文人聚首驻足的重要之处。这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曹禺,也常从郊外学校赶来,与父亲接叙友情。他还常携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同窗女友郑秀一同前来。在三座门那个小院,以及在距此咫尺之遥的北海公园五龙亭上,他们大家曾有过多少难忘而又美好的青春回忆!

曹禺于清华大学毕业前夕,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那是在1933年8月底(曹树钧、俞健萌:《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他把稿子拿给当时正在筹备《文学季刊》(该刊于1934年1月在北京创刊)的父亲,父亲碍于“把兄弟”这份私情,不好意思自己推荐此作到刊物上发表,于是,立即把《雷雨》拿给刊物分看剧本的编委李健吾先生(彭新琪:《巴金、靳以与〈雷雨〉》),李先生当时未认可,又拿回给父亲。父亲不便再推荐,又不愿退稿,就只得暂时放在抽屉里。巴金南来,与父亲共桌看稿写作,两人结成了亲密的友情。一次,在闲谈中,巴金谈到要多发掘新人稿时,父亲立即把抽屉里的《雷雨》拿出来给他看。巴金当时还不认识曹禺,父亲就告诉他,就是那个周末常上我们这儿来的文学青年万家宝。并告诉他,因为他是自己的好朋友,所以不好意思再坚持推荐(同前)。

巴金拿过稿子,连夜一口气读完剧本,决定发表。就这样,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在1934年7月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三期问世了,并且一期登完。从他完稿到发表,历时十一个月。而从该杂志《文学季刊》创刊到发表,历时六个月。

这段文坛三人佳话,当时人人皆知。曹禺也因《雷雨》一炮打响,一举成名。

同代人萧乾,关于《雷雨》,曾这样说:“要不是靳以的推荐,巴金做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沈从文也曾回忆说:“曹禺最早几个剧本,就是先在《文学季刊》发表,后来才单独印行的……靳以那时还极年轻,为人特别坦率,重友情,是非爱憎分明,既反映到他个人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也同时反映到他编辑刊物团结作家的工作里。”(沈从文:《悼靳以》)

确实如此,曹禺继而写就的《日出》,也是在父亲与巴金共同主编的《文季月刊》上一期一期发表的,每幕的催稿信都是父亲写的。曹禺自己也曾说过:“那部《日出》原稿就是靳以拿去首次与读者见面的。”(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他还夸称父亲:“他是一位好编辑,可惜像他这样的编辑太少了!”(同前)此后,父亲又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曹禺的一系列剧本《原野》、《北京人》等等。

十三四岁就开始结成的友谊,从天真无邪地手牵着手,到为了共同倾心的文学事业而互相扶掖,这是多么地难能可贵!翻开父亲早年的小说集,在“序”中多有写着“献给‘石’”的,这个“石”,就是曹禺的表字,父亲自小就亲密称呼惯的。1942年正值抗战烽火年代,父亲辗转内地,颠沛流离,在位于福建师专的偏僻小山村里,执教之余,以文寄情。他曾在那时写过一篇题名与曹禺剧本名完全相同的散文《北京人》,文前这样充满感情地写着:“———献给石,纪念我们二十年的友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由此足见他与曹禺深厚的感情。此后他们同在重庆相聚。母亲初见他时,他向她大声朗诵父亲写的抗战诗篇《他们是五百个》。他念得充满感情,铿锵有力,令母亲难以忘怀。解放后,虽然他们彼此生活在两个城市,但无论父亲去到北京,还是曹禺来到上海,他们必定相聚、畅谈。

人生无常。父亲的生命在他五十岁时竟然戛然而止。在生与死的短短十六分钟撒手人寰之际,父亲会有多少遗憾留在人间!因为我的哥哥正在大学求学,因为我的妹妹刚刚年仅三岁;更因为我,从小跟随父亲身边,与父亲感情深笃的十五岁女儿,因三年前的一场重病,致双腿瘫痪而不能行走。巴金先生为了我,在深情的怀念文章《哭靳以》中,提到我的病,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怀我;而远在北京的曹禺,为了鼓励我坚强,让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给我写信。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曹禺曾让人开着车,满清华园寻找尚未毕业的我的哥哥,送去他的关怀。我不知道,他在清华园里徜徉之际,是否会回想起他的学生时代———三十年代的清华园,还有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甚而更早,天津昆纬路那明朗的大家庭的欢乐……

岁月荏苒。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噩梦,到了1979年,曹禺在接受《文汇报》记者的一次采访中,忽然这样提到他的第一个剧本《雷雨》的问世情况:“我十八岁就酝酿写《雷雨》,构思了五年,花了半年时间,五易其稿,到二十三岁才把它写成,交给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把它搁在抽屉里,搁了一个时期,有个人发现了这篇稿件,读了一遍,就拿去发表了。”(徐开垒:《访曹禺》)他说,“这个人”就是巴金。而“那个同学”当然指的父亲,但他没有点明。那时巴金正获解放。接下来,他就写了许多赞美巴金的话。

过了十一年,他的女儿万方在《文汇月刊》上撰文《我的爸爸曹禺》,对此事作了更进一步的引申:“……他写出了《雷雨》后,把剧本交给他的朋友章靳以,章靳以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没有看,也没有提起过。我问:‘你怎么不问问他?’他说:‘我没想过要问,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那靳以叔叔怎么会一直没看?’‘他可能是忘了。他没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他就是那样一种人。’后来,许多书上都写过,是巴金伯伯发现了抽屉里的剧本,看了,然后就发表了。”(万方:《我的爸爸曹禺》)

1996年12月,曹禺告别了人世,不久万方在纪念她父亲的文章《仅以此书献给我的爸爸》中,又重复提到了《雷雨》发表的事:“我爸爸很年轻时写出《雷雨》,把剧本交给了他的好朋友章靳以,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我爸也没问他。我问过我爸:‘靳以叔叔怎么会一直没有看?’他说:‘他可能是忘了,他就是那样。’后来巴金伯伯发现了抽屉里的剧本,看了,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

不明真相的人反复读了这些文字会有何感?很可能会以为父亲真像他们所说那样,如此地不负责任,如此地对待朋友。

我只想说说事实,作个澄清。

且不说这“放了一年”的稿子,从完稿到面世其实只经历了十一个月,在时间上是多么不符,有杂志为证,何况《雷雨》全文发表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即1934年7月,距该杂志创刊仅仅六个月。更不要说,父亲若是“忘了”,又怎么会先给李健吾看,后又拿给巴金看?而且,同时代的人为什么要说是“靳以的推荐……”,曹禺又为什么自己要说父亲“是一个好编辑”?

所幸当事人巴金先生还健在人间。九十四岁高龄的巴金先生顽强地穿越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向世人敞开心扉,奉献真话。他曾应曹禺夫人李玉茹之邀,为曹禺新著写了《怀念曹禺》一文。文中忆及三十年代往事,字字真切,句句深情。其中有关《雷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季月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三七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此前,巴金先生的侄子李致先生也曾因《雷雨》发表的不实之词愈演愈烈而撰文说明:“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因征稿和别的工作,经常去上海。凡到上海,都住在巴老家。当时巴老的身体较好。我白天陪他散步,晚上常谈到深夜。内容海阔天空,无所不有。”“我问过巴老有关《雷雨》的情况。巴老告诉我,1933年,靳以和郑振铎在北京创

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曹禺把他的《雷雨》送到《文学季刊》。曹禺和靳以不仅是好友,而且是换帖的兄弟。靳以看了《雷雨》以后,又送给别的编委看。由于意见不完全一致,靳以又不愿意退稿,所以放在抽屉里。当时,巴老正好到北京去看望沈从文,并和靳以一起住在三座门十四号《文学季刊》社里,并认识曹禺。一次,巴老和靳以商谈如何进一步为刊物组稿,靳以谈到《雷雨》,巴老便要来看。巴老一口气把《雷雨》读完,几次流了眼泪,推荐给《文学季刊》发表。”(李致:《巴金与〈雷雨〉》)在文末,深切理解巴金先生的后辈李致先生还说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深知巴老不喜欢宣传自己,更不愿别人在颂扬他时贬低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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