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2001年4期刊登张湛彬的《曾国藩的人才观及其幕府评析》，文章说，19世纪中叶，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为什么能够战胜太平天国反清农民起义军，这是许多人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善于提拔和运用人才，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是其军事上取胜的关键因素。
曾国藩的幕僚人数较多，按其职事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推荐人才的人。第二类为运筹帷幄，制胜出奇的人，这种人才高学富，识见宏远，智深沉勇，晓畅兵机，其取舍去留关乎战争成败。第三类为筹集军饷，补充后备的人。这种人头脑明晰，有计划理财的能力。第四类为领军作战的人，即后来的所谓中兴名将。第五类为办理文书奏章的，这种人文思敏捷，笔墨严谨，数千文字，倚马可待。第六类为幕中文士，这些人皆饱读诗书，或为文苑精英，或为学术巨子，秉横溢之才气，作惊世之文章，与曾多有唱和之作。这种人既可以点缀儒将门辕，又可在江南兵荒之际使学术免于衰弱。第七类则为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机器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幕府智囊团，使曾国藩及其湘军最终战胜十倍、几十倍强大于己的太平军，从而牢牢确立了自己地方实力派的地位。不仅如此，曾国藩发现、培养、使用的一大批人才，多有成就。这些人才对推动中国近代对外开放、促进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都有重要贡献。
《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1期发表杨博华的《19世纪美国文学想象中的中国》一文，文章说，19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学叙述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描写已相当可观，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中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处，但是他们从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中国进行省察，因此对中国的反映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其中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而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的盲点。总之，19世纪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美国人往往只看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阴暗面，大都采取了基督教式的文化态度，在他们的叙述中始终搀杂了一种殖民心态。
《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2期刊登了万江红、涂上飙的《会馆的社会影响初探》，作者说，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为联络乡谊以及防范异乡人的欺凌而结成的民间社会组织。现知最早的会馆为明朝永乐年间芜湖人俞谟在北京建立的芜湖会馆。此后，会馆的建立逐渐兴盛，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会馆发展到顶峰，全国各地几乎无处不有会馆。进入民国后，会馆的发展虽因时代的变化而开始衰落，但仍十分普遍的存在。有人曾把会馆形容为京城的一大奇观，“会馆充斥遍寰宇，半为游民之栖止”。
产生于社会之中的会馆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十分广泛，无论是对民俗文化、宗教还是民政、人口等都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随笔》2001年2期发表了张鸣的《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作者说，190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让人特别难忘的年头，正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
进入北京的各国联军在寻找女人方面与寻找财富一样的具有天赋，甚至连他们号称要保护的中国教民，也遭到了性侵犯。这一点，连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
在和洋人做皮肉交易的妓女中，有位当时就小有名气，后来则声名大噪的人物，她就是清末民初以来几乎无人不晓的赛金花。如果赛金花没有做过状元如夫人，如果她的纤足没有恰好踏过德国的土地，如果赛金花能像莫泊桑笔下的法国妓女羊脂球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不接外国客人，那么也许这种女人救国的故事就不太好编，至少不会编得如此生动。
当然，这个世界到什么时候都有不凑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扬赛金花的救国事迹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出来煞风景，当时作为没有跑掉的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因帮助梅兰芳走出国门而闻名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就告诉人们，赛金花的确跟德国人混过，但只是些中下级军官，他亲眼所见，赛金花与一群德国下级军官在一起时，看见瓦德西过来，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身为当时北京城如凤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语而且敢跟洋人打交道、并因此与八国联军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齐如山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用不着齐如山出头指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瓦赛故事包括赛金花自己的叙述都充斥着前后矛盾，只要做一点考证工夫，西洋镜就会不拆自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