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学创作”的说法本身当然没有贬意，只不过是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有时没必要的东西太多。我看从前的学术著作（中国的）不是这样的，您当然知道，无论是清朝考据之学（朴学）的著作也好，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也好，以“实地”“考据”为本质，感情上的东西不多。我过去研究过的（说实话，不能算是“研究”，只是翻了一翻）东西，除了丁玲之外，大半都是学者的著作，纯粹的作家的作品不占一半——闻一多，朱自清，王国维，杨绛等都是。郭沫若也是。还有不少旧学的学者、文人。他们所写的著作、论文，可以说是学术上的东西。但最近在中国出的学术著作，搞“理论”的也好，其他也好，不少东西都缺乏实地、踏实的考证，理论性也不太强。
当然中国学者可以有他们独特的学术风格，独特的思维方式、思路，不过达到当前这样思想开放的阶段，学者之间（世界上的）越来越需要“共同的”因素——研究方式，题目，思路，语言等等。就这样，我们可以进行真的互相的学术交流。我受到平田的邀约时（关于您的小说史的翻译工作），考虑到这些问题。您的著作，除了能够提供资料性的材料以外，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共同点，觉得以后可以进行共同研究。有些论文、著作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接受，可以参考，也可以“欣赏”，但不一定能够把它拿来做成“共同研究”的根据。
这十年，我写了一些有关杨绛的东西，也做了翻译工作。这一个工作里，我觉得她的东西（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研究论文）和别的中国人的东西不一样，在我们看，研究的思路、方式的本质上和我们的相同，没有差距。除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之外，一般的日本的读书人也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她的作品。比如说，她的著作不是因为有“中国风味”，而是因为又有“普遍性”，在西方很受欢迎的。当然，这不意味着只要“普遍性”，不要“民族文化”的特色，而且西方人所说的“普遍性”常常只能在“西方世界”算是“普遍的真理”，不一定是全人类能通用的。但二十世纪前半，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观点，思路，我们觉得带着很重要的“普遍性”。后来，解放以后，突出“民族的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的特色”，和我们之间，能共用的语言也没有了。鲁迅在民国时期说过，“我们和日本文学者没有共同语言”，我们对于这个可以理解，它使我们日本的中国研究家（我们的前一辈）深刻地反省。后来，解放以后，不少日本的中国研究家，经过反省之余，把自己的思考方式等勉强（有时）“接近”中国的，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把握中国人的思想、思路等等。结果，在一段时期，有不少研究者把自己的研
究紧紧跟着中国当前的研究道路走，不大重视自己和中国之间的该有的（实际上存在的）差异。虽然这样，“努力”是“努力”，但实际上“差异”越来越大。幸而日本人的研究方式一直有着踏实、实地、过细的特点（有时可以说优点，又有时成为缺点），虽然努力，没能一致。
就文学作品本身来说，应该有民族特色，学术著作也可以带有同样特点。比如，英国学者和法国学者，法国和德国，学术研究方法，学者思维方式，各有各自特色。但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部分、因素，能够互相参考，互相进行共同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在我看，以后越来越需要。
我自己到现在没什么出色的研究成绩，但还是要继续做点事。这几天，我在会上旁听，得到了不少感想。尤其觉得共同点（在研究上的）还很少，差异、差距够大够多。我这二、三十年的研究工作上，对于中国学人、知识分子的问题、思维一直都有着很大的兴趣。开始十来年左右，集中看了郭沫若（包括学术方面的）和王国维的，后来搞一些书经、诗经等先秦文学，当时当然需要看不少两汉、魏晋六朝和唐宋、清代的学者的东西，近十几年又写了一点有关现当代文学的东西（包括闻一多的）。搞先秦文学时，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学者（古典学者）的著作当然需要看，王国维、顾颉刚等也在内。这样，这差不多二十年，一直都注视着这方面的东西。因此我对你们这些年正在做着的研究很感兴趣。虽然我自己没有发表过东西，没有什么成绩，但很期待着“同行”的成绩。希望你们多读国内外的“过去的”东西——不必要太新的，当前流行着的。日本和西方的汉学界，和你们的一样，二十世纪前半有了很多成绩，有不少著作、研究，现在还没有人超越。当然后一代也有他们的优越点。但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不能说“过时”的已经完全被超越了、可以扔掉的。
昨天会上的您的发言引起我的这些感想。不一。
陈平原附记： 收到日本大学关于中岛碧教授（1939—2001）因病去世的讣告，不禁潸然泪下。虽然此前已经从电话中得到通知，还是不如白纸黑字之“铁证如山”。今年1月20日，东京下过一场大雪，那天晚上，我们正好在中岛先生家中做客；席间，还观赏了她即将出版的“东洋文库”版《列女传》译注校样，谈论关于古代中国图像与文字的复杂关系，其乐融融。 我认识中岛教授已经十年。十年间，中岛教授辗转于奈良、京都、东京的多所大学，我们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但说实在话，真正的深入交谈，尚有赖于1992年9月的湘西之行。与国外学者打交道，即便已经十分熟悉，也很难达到“无拘无束”的境界。只有在长途旅行中，各自暂时卸下盔甲，淡忘自己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背景，还原为一普普通通的“过客”，那时的谈话，方能见真性情。十天里，我们既聊各自在农村的生活经验，表达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品鉴沈从文笔下出神入化的山光水色，甚至在猛洞河漂流时不慎翻船落水；当然，也有正襟危坐的时候，此行毕竟以“学术研讨”为正题。 讨论会的名称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是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同题丛书做理论准备。会间，9月24日，我做了题为“文学意趣与史学品格”的即席发言（发言纪要收入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6年版随笔集《书生意气》）。第二天，在开往张家界的车上，作为“会议特邀代表”的中岛碧教授（其实只是结伴游湘西，说好可以不发言的），递给我七页稿纸的信件，表达她对这次会议的看法。在我所认识的汉学家中，有如此迅速反应能力的，不只一两位；但肯如此真诚地谈论文化差异，直面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隔阂，却是绝无仅有。我相信日本一位著名学者的话：中日之间，讲“友谊”容易，求“理解”难。其实，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存在隔阂，此乃正常现象；可为了怕影响“友谊”而刻意回避矛盾，绝非好兆头。 我更欣赏中岛教授的思路，中外学界之间，需要构建“共同研究的‘基础’”，以便“进行真的互相的学术交流”。而这就要求我们直面矛盾与差异，努力追求相互间的理解与沟通。比起中岛教授的众多中国学研究著作来，我更看重她的视野与胸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撇开了关于中岛教授学术功业的介绍，转而发表她九年前的论学书札（除了三两处明显错漏，不做任何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