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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完成一部真正合格的翻译作品，所花的精力，所需要的学识，差不多可以用来创作一部同样难度的作品。而好的翻译作品对后世的影响远远深于那些东拼西凑起来的所谓的原创著作。
在《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以下简作《建构》）第57页我读到这样的话：在他（笛卡尔）的论文《气象学》（les Meteores）中，他指出虹从不会出现在纬度高于41°37′的地方，而虹也不会在纬度低于51°37′的地方出现。其证明的依据是正弦定理，而观察也证实了这个结论。
多么令人惊讶的结论！我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找出世界地图来看——巴黎，在北纬48度50分左右——巴黎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彩虹？我国的长春和哈尔滨也在看不见彩虹的地带！但这可能吗？一条这么“有趣”的规律，从中学到大学竟然没有一个老师教过我。这个疑团直到我想办法找到了《建构》的原版，才得一释。以下是上面引述的这段译文的原文：
In his treatise Lesmétéores，he showed that the primary rainbow could never be seen higher than 41°37′or the secondary rainbow below 51°37′.The demonstration rested on the sin elaw，and observations confirmed it.（Page 55，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cience Mechanisms and Mechan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这段文字的中文翻译有两处明显错误：一、theprima－ryrainbow和thesecondaryrainbow都被译作了“虹”。当然它们都是虹，但是因为它们不同的形成机制——这在光学教科书或气象学词典里应该能找到，被叫做“一次虹”和“二次虹”；二、从原文看不出41°37′和51°37′这两个角度值是指地理纬度，它们显然是指地平高度，即从地平线开始向天顶度量的角度。因此，笛卡尔用光折射的正弦定律证明了的并被观察证实的是：一次虹不会出现在高于41°37′的天空，二次虹不会出现在低于51°37′的天空。
《建构》原版是美国人RichardS.Westfall教授在印第安那大学授课的讲稿，经其整理后首次由JhonWiley＆Sons公司于1971年出版，后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并成为剑桥科学史系列著作中的一种。该系列丛书到1991年已累计出版达十一种。这套丛书的主编精准地把住了科学史发展的脉搏，所选11种著作，各具特色。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科学与启蒙运动》、《19世纪物理学概念的发展》、《20世纪的生命科学史》、《科学与宗教》，等等，仅仅看这些书名，就让人产生一种阅读的冲动。
200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剑桥科学史丛书”所有11种著作的中译本，在近年来科学史翻译中是相当醒目的动作。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落后于西方，研究成果的出版也相应落后。正如“剑桥科学史丛书”中译本主编指出的，“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国内科学史界了解国际学术背景，而且也使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缺乏必要的科学史基础”。因此大量译介西方的科学史研究成果是当务之急。
笔者很高兴看到这套丛书的中文版面世。因为本人对十七世纪的科学史尤其感兴趣，所以首选了《建构》来阅读。近代科学在十七世纪里完成了从思想基础到学术建制的建构，其前期有伽利略和开普勒双峰并峙，后期有牛顿一枝独秀，其间当然还有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等群星争辉。对所有这一切，Westfall在书中都作了非常精彩的叙述。
然而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建构》除了本文开头所说的翻译错误外，还有不少瑕疵。如第12页，图1.4之文字说明“金星的状态”原文为“Phases of Venus”。作为专用术语，可译作“金星相位”。就如“Phases of Moon”不译作“月亮的状态”而译作“月相”。又第13页，图1.5之文字说明“如果地球事实上是围绕太阳运行，从固定的恒星观察的两个角α应该是不同的”对应之原文为“the two angles α at which a fixed star is observed ought to differ from each if the earth is in fact traveling around the sun”，这里恒星是被观察的，而无法从恒星来观察地球，应该是“如果地球确实绕日而行，那么从其轨道上（两处）观察固定的恒星所形成的两个角α是不同的”。
又第115页把伽利略的著作Dialogue和Discourse译作《对话》和《论说》。它们分别是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1632）和Discourseson Two New Sciences（1638）的简写。后者一般简作《谈话》而不作《论说》。而第181页“英汉译名对照表”里，却又把Discourse译作《对话》。另外，第15页“在伽利略对话中辛普利丘所坚持的那些不便”，句子中“对话”是书名，少了书名号。
又第170页，书名History of the Planetary System from Thales to Kepler译作《从塞利斯到开普勒行星系统的历史》，这里Thales是被称为希腊自然哲学之父的泰利斯，译法已经约定俗成。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Luther一词的翻译上，把MartinLuther译作“马丁·卢瑟”（第184页），但大家已经习惯把这位德国宗教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了。
又第172页，Isaac New－tons Colored Circles译作“艾萨克·牛顿的光圈”，对牛顿发现的这一著名的光学现象，是不是译作“牛顿环”更直接一点呢？书中其他地方就是这么译的。又同上页的一篇论文题目“Uneasily Fitful Reflecti on son Fits of Easy Transmission”译作“易于传播光的规律性反射”，有点不知所云。这里Fits of Easy Transmission是牛顿根据微粒说解释光的周期现象时提出来的奇怪理论，同时提出的还有Fit of Easy Reflection。牛顿赋予光微粒这种间歇性的一会儿易于透射和一会儿易于反射的特性，来解释他发现的牛顿环现象。牛顿承认他无法用自己的其他理论来解释这种奇怪特性，但宣布它们确实存在着。因此，该篇论文的作者也就是《建构》原版书的作者，对牛顿的这一理论进行了反思，写了这篇论文，题目故意搞了些花巧的修辞，以Uneasily对应Easy，以Fitful对应Fits，又设下Reflections（反思，沉思）这个“陷阱”，以混淆该词的另一个意项“反射”。这样一分析我们就能了解作者在这个论文题目中“卖弄”的漂亮修辞了，但要译成同样漂亮的中文却难，笔者试着把它译成“关于‘间歇性易透射’的不安的断想”，还是
有点笨拙。相信读者中有高明者，会有更漂亮的翻译。
尽管有以上举出的这些瑕疵，笔者还是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去读读《建构》。通过中译本，读者还是能体会出原书作者对十七世纪科学史的精炼把握。同时，通过阅读发现问题，哪怕只是翻译上的问题，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提高。
译书是很辛苦的，因为笔者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对译作挑错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上面举出的这些瑕疵，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通过查工具书、询问有关专家和一点点思考，大部分错误可以避免，所需的只是投入更多的精力。
正如人们已经在感叹的，科学史翻译“及格”的作品很少。有识之士们也在呼吁要采取具体措施来保证学术翻译的质量。譬如“增加译作的稿费”、“晋升职称时翻译作品算学术成果”等等。在学者不得不为稻梁谋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很现实的措施。低稿费和不算学术成果，反映了有关方面对学术翻译的忽视。其实完成一部真正合格的翻译作品，所花的精力，所需要的学识，差不多可以用来创作一部同样难度的作品。而好的翻译作品对后世的影响远远深于那些东拼西凑起来的所谓的原创著作。
我们人类中的某一部分人因某些机遇率先获得了某些知识，那些尚未获得这些知识的人们，就不必去重复探索的艰辛了。翻译，是把知识传播到不同肤色、说不同语言的人群中去的最好办法。当初阿拉伯人翻译希腊经典，成为古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发展者；后来欧洲人又从阿拉伯人的著作里那里找到古老文化的源头。现在中国落后于西方，那么从重视翻译开始吧。重视翻译，固然需要建制上的保障，而译者也须从自身出发，提高自身知识素养之外，还要更辛苦，更投入一点。科学史翻译要做到“信、达、雅”是不容易的，但现阶段至少首先要做到让读者们能读到合格的也即“信”的翻译作品。回应本文的副标题，笔者“呼唤合格的科学史翻译作品”有两层意思：首先，笔者呼唤科学史的翻译作品，多多益善。“剑桥科学史丛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开端；其次，笔者希望这些作品是合格的。
（Richard S. Westfall著、彭万华译，《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