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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的科普出版运动已经使科普书成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最佳代表，以至于一些“神秘”“外来”之类的糟粕也都披上了科普的外衣。科普这个很好的名字生生被一次次的运动败坏了，败坏得还那么彻底。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但好风水似乎怎么也转不到科普书上头，它仍然是让人提起就伤心。不论是谁，都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多好的题材，怎么就出不了好书呢？其实不然，这本貌不惊人、名也不惊人的科普书《化石漫谈》，就是赛先生落户中国后，赛家早已长成的女儿。它第一版是在1978年10月，印了80000册；2000年9月第二版修订后印了3000册。我读了一遍，又带着按捺不住的复杂心情读了第二遍。这本书给我的震动，主要在于它从各方面讲都不输给现在正红火的国外同类引进版。
这本书借助一块块石头再现了科学与神学关于生命起源的长达几百年的旷世争论，记录了科学逐步摆脱了神学束缚的轨迹。想当年，医学家佘赫泽为支持圣经中的“大洪水”硬将蝾螈化石指认为“人婴化石”；科学家胡克为了不违背圣经，根据化石解释物种灭绝的真相时得小心修正自己的说法；“化石层序律”和“地层层序律”的创建者威廉·史密斯的杰出贡献被别有用心的牧师约·泰乌谢德窃取（泰氏先是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荣誉，而后却永远被钉在了科学史的耻辱柱上）；居维叶用以解释生物灭绝和地质变化的灾变论虽然恰恰与圣经教义吻合，但身为教徒的他却从未在研究中肯定过神创论；居维叶的灾变论和物种不变论被赖尔的地质渐变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批驳，这为地质学和生物学进一步挣脱神学的樊笼奠定了基础；同时提出自然选择理论的华莱士和达尔文，却因对待“神灵世界”的态度和立场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时至20世纪20年代，还发生过将人的头骨安上黑猩猩的下颌骨，冒充人猿过渡类型的“曙人”事件，骗局的主谋，不仅有人类学家索拉斯，连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也牵涉了进来。科学诞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大事小事、家事国事，其丰富精彩的程度不亚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其
中不只有好人坏人，更多的时候是真理与谬误之间黑白不分、真假莫辨的纠葛。目前科学与伪科学、非科学间的纠纷，就如同当初它与神学的论战，不为证伪而付出努力，科学就无法使自己完善和进步。科学能消除愚昧和无知，但却无法消除它与伪（非）科学间的矛盾，因为后者这种绊脚石的角色正是科学判给它们的。这本书的写作手法之高超，文笔之精妙都是三十年来少有的。但为什么它会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近20年呢？
当我问及个中缘由时，有位编辑前辈笑笑说：“当时这本书奖也评上了（首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印的那么多书不到两年也卖完了，它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也没人再提了。”当年跟这本书同时在上海科技出版社问世的还有《漂移的大陆》（金性春著）《自然的启示》（王书荣著）等，分别是地质学和仿生学等学科的普及读物，也都获得了不同的大奖。天文学史学家江晓原博士在今天提到《漂移的大陆》时，仍然赞叹不已，认为该书非常吸引人。我除了责备自己的孤陋寡闻，也深深为这些优秀作品二十年的沉寂而遗憾。
有了1978年这么好的开头，科普出版没有逐步壮大，却渐渐步入了“运动化”的歧途。我们时有好的科普编辑，时有好的科普书，就是没有好的科普出版。就像感冒发寒热一样，科普书面世是一阵阵的，一股股的，发烧温度最高的时候，也是出版数量最多的时候。日前某学者曾开玩笑说“科普有冷热，眼下正红火”，一语点破了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现象。国家关于科普的政策本没有错，民众的科学素养是要不断提高；科普出版响应国家的政策也是正确的态度，关键是，科普出版不应该为响应政策而搞运动，更不该在运动中站错位置。回忆这二十多年来的出版道路，在每次的科普热潮中，有多少思想正确而内容或空泛或老化，言之无物、阅之无趣的科普书夹杂其中？把鲜活的科学，这一人类最富创造性的最有魅力的智力活动变成一张水泥面孔，大概是我们科普出版最伟大的创造了。科技发展过程中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元素，到了有些科普书中，不知为什么就像青烟一样飘散的无影无踪。一批批带着封面标有定价的“伪红头文件”送给的却是读者，又不是各级政府官员——不是送，还要人自愿买！出版社在运动中把自己当成了政府部门，但这些“伪文件”又无法借助行政的力量像传达真文件一样在市场上硬性派发。所以，
这些新出炉的老面包裹着新时代的包装纸，除了被明智地留在出版社的内仓外，就只能灰头土脸地堆在新华书店的角落里，少数被送到了某些官员手里——参加评奖——为社增光。政府是不会说这些书不好的，因为它们没有违反任何国家政策，但政策指导与市场竞争是两个领域。可怕的是，有些出版社目的根本不在于为读者出好书，他们求的就是政府的那张奖状，用那么多令纸、那么多吨墨来换。在所有的假东西中，有些科普书作为“假文件”却得了奖。还有些出版社是想出好书，却老是跟着运动起哄，置时代与读者的进步而不顾，出的不是“伪文件”而是过时的“伪课本”，结果，连政府的奖也没拿到。
每次运动后，科普书不论好坏都像破抹布一样被全部抛掉，待下次运动来临，一些似曾相识的“新抹布”就又挂了出来。与国外的出版模式相比，我国的这种运动式出版别具一格，由于每次都能抛掉一切、轻装前进，我们每次都真正做到了“从零开始”。“赛”家优秀的女儿跟那些败家子的命运毫无差别，这些运动中没有赢家，而最不该输的女儿们却是最大的输家。科普书是出版的天空中最昂贵、响声最大的礼花之一，但它却是短命的，随着一阵阵庆祝的噼啪声而踪影全无。夏树芳、金性春们永远也成不了卡尔·萨根，他们创造出了真正的作品，但实质上却充当着制造礼花的烟花工角色。所以，我宁愿说一句有阿Q嫌疑的话：面对引进版，国内原创科普与其妄自菲薄，还不如做些青出于蓝的事。一次次的科普出版运动已经使科普书成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最佳代表，以至于一些“神秘”“外来”之类的糟粕也都披上了科普的外衣。科普这个很好的名字生生被一次次的运动败坏了，败坏得还那么彻底。
读者是爱科学的，因为科学能满足人类好奇的本性；但读者是不爱受骗的，是不是为他们出的书，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好的科普书首先是为读者出的书，其次才是为出版社出的书，而现在有些出版社似乎把这个顺序弄颠倒了。
（《化石漫谈》，夏树芳编著，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18.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