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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想“考博”哟

2001-05-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来新夏 我有话说
近年来,考研、考博之风盛极一时,报名者动辄成千上万,可谓文运亨通,令人为之雀跃,但其人大都在规定学龄限度之内。最近大学入学年龄的限制业已明令取消,这对少而失学或学历偏低的超龄人士真是莫大福音,于是爷爷奶奶都参与进来,甚至教授、博导也颇多重作冯妇,再入研究生考场者,颇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全民素质在提高的一种表征,如此盛世壮举,怎不让人拊掌高呼!而像杨义先生那样学术造诣高深,在学术界卓著声誉的人,肯于纡尊降贵,报考博士生,其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是值得敬佩,也引发我许多思绪。

杨义先生为什么要考博?绝非一时的冲动,而自有他一定的考虑和想法,非局外人所能道,不佞只是妄加揣测一下而已。杨义先生既是博导,顾名思义已是博士生的导师,何必非要反师为生呢?原因恐怕出在“博导”二字上。据说国际通例博导只是一种工作称呼,不是一种爵位,把博导作为一种品级只是中国特色,我看到过一些知名教授把博导印在名片第一行,下面才印自己的教授、院长、系主任等等荣衔,足见博导地位之隆,可惜域外人士不大认同,而博士则是为国际所公认的最高学衔。杨义先生想必知此,所以要“考博”来求自身的完满,这当然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无容他人置喙。同时,我又想到是否杨义先生看到当前博士满地走有点名实不符,义愤之余,该出手时就出手,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躬行实践一把,给社会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样,让小子们瞧瞧,这是一件大功德,我不仅双手鼓掌,还被它吹皱我那久已平静的一池春水,忽地想到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诗句,杨义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何况我自以为比杨义的理由更充分。我越想越有理,禁不住一个人拍案而起,大声一呼:

“我好想‘考博’哟!”理由有好多好多:

理由之一是:杨义已是博导,犹能精进不已。我则因命途多蹇,遇人不淑,先是遇到武大郎当家,总怕我比他高;后又服从组织调动去创办新专业,总凑不够博士点班子那六条腿,好不容易快足三教授之数,我已年登古稀,“奉旨”以原俸休致,退归林下。黄粱一梦难圆。幸有今日“考博”机遇,岂能坐失良机!

理由之二是:年龄问题既已无限制,报考当无障碍,何况高龄求取功名,史有所据。记得童稚之时读《三字经》有云:“若梁灏(有人订正应作颢),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洪迈等曾考订其说有误,但查对《宋史·梁颢传》,梁颢确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成进士,真宗景德元年(1004)六月暴病卒,年92岁,则梁颢当于72岁中式。各朝类似情况多有记载,为后世传为佳话。按之当世,杨义先生年逾知命,年龄居考博者之首,引起社会轰动;我则年近八旬,比杨先生大出一个博士生来,如能报考,岂不有更大轰动效应,也许被吉尼斯记录在案,如此美事,岂容敝屣?

理由之三是:我一生著述不论篇帙大小,质量优劣,算起来总有30来种,如果撮其指要,论其指归,克隆出几十万字一本专著,既驾轻就熟,又无抄袭之嫌,权充博士论文,必可唾手而得。胜券在握,又何乐而不为?

理由之四是:我已离休家居,有的是时间,不论考中后要求住校三个月,即使住上两年,也算进行一次继续教育。因为我既无需向领导请假批准,更没有耽误学生课程之虞,悠哉优哉,惟此为乐,为何不找?

理由之五、之六……还有好多好多,不再赘述,具有如此种种充分理由,又何得不高呼:“我好想‘考博’哟!”

但是我也不是毫无疑虑:

疑虑之一是:怕外语过不了关,我的英语论读需借助字典,论听跟不上洋人思路,论说是半哑英语,论写不能成文,不要说六级,连四级都不够,顶多三级半。但是,如果老人老办法,外语免考,或者允许场外翻译几万字交卷,也就无所疑虑了。

疑虑之二是:投何师门。比我年高资深的,不是已骑鹤西去,便是已关门收山;比我年轻资浅的,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忽想起少时读《魏书·李谧传》说:“(谧)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番。数年后,番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前既有古人,后何妨来者,于是疑虑顿失。

最大的疑虑是之三,设若落榜,情何以堪?偌大年纪,为争一顶方帽,何苦让人指点说:“与少年争一日短长”、“自讨没趣”,甚至被詈为“老而不死”,实在划不来。再者博士一年一群,不及数年,必成沧海,自己侥幸得中,只不过一粟而已,倒不如把应考的心思和时间用在下帷读书,著书立说上,也许对己对人都有更多的好处,蒲松龄、吴敬梓之例具在。

另一个最大的疑虑是之四,侥幸考中,欣喜若狂。会不会像南唐一士子因得知考中,从马上摔下致残,或者像范进中举那样疯了。范进尚有丈人胡屠夫掴他一耳光清醒过来,我则泰山已倒40余年,又有谁来掴我一耳光呢?如果长此疯下去,岂不得不偿失?呜呼!

这两项最大疑虑经我权衡轻重,只能定位于“好想考博”而不能“真去考博”了!但我仍然很关注杨义先生的“考博”,近来报刊上对此时有议论,其中比较集中的话题是“博导该不该考博”,也就是说有相当身份的人可不可以考博,这在历史上有成例可寻。远的不说,即就清代便可随手拈来几例:清雍正举人王延年,以博学鸿儒任国子监司正(约八品),但总感不是正途出身而要求参加会试,不幸落第。谁知因他年老尚知求进,又获殊荣,“奉旨升授额外司业”(正六品)。清“中兴”名臣左宗棠,原是道光时举人,时以未成进士为憾,在统兵入疆抗俄时,得知会试消息,便要求赴试,终于落得个特赐进士身份。晚清学者严复,位至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近乎海军大学的教务长),因为连举人都不是,未免有失体面光彩,于是在人到中年时,这位学贯中西的名人竟然转攻八股,参加乡试,却未能遂意,最后也落个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了却心愿。可惜的是,左宗棠终以武功建业于边陲,严复终以翻译《天演论》切中时弊而震撼人心,都与进士无关。这些例子不仅可供杨先生备参,也启示我们,如果领导部门鉴于教授、博导的“考博”渴望,不妨也参照历史,设一种特赐制度。凡考博二次未中者,呈交专著一种以上,

即可赠名誉博士,岂不皆大欢喜。那时,我一定一改初衷,由“好想‘考博’”,起而行动,真去“考博”。豁出去考他两三次,捞个特赐,照一张峨冠博带的博士像,岂不伟哉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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