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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百姓话题实话难说

2001-05-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崔永元:1963年生于天津,父亲为军人,四岁时举家进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精力旺盛,不安于现状,先客串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1996年以《实话实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大受欢迎,1998年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

作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不但是大家风范,而且是以正为宗旨,主旋律、正面宣传、正面形象,连戏剧都是正剧,永远是正儿巴经、郑重其事、以正视听的角色。

忽忽到了1996年,早春三月,一个叫做《实话实说》的栏目和一个叫做崔永元的年轻人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好感。“实话实说”贴近生活,贴近民众,所言都是实实在在的关系众人之事,语言直率朴素,少有顾忌,有春风扑面之感;再看站在群众之中的主持人崔永元,高个儿却不显赫,严肃却又随和,正经而多幽默,那洁净而总显松垮的服装和关键时候狡黠而可爱的“坏笑”,一下子就拉近了同大众的距离,何况节目就是在百姓人群中问答和讨论呢!

崔永元是怎样的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就是台上与台下的一致。

性情中人与百姓意识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来自民间,来自百姓中间,这是他毫不掩饰并引以为荣的。

崔永元生于天津,长于北京丰台的军队大院。父亲作为军队干部,自小就要求孩子们做人“诚实为本”,就是有啥说啥,例如,成绩差点没有关系,但决不能撒谎,也不能骗别人,占人家的便宜。对别人好,善待他人,也是崔家一贯的家教熏陶和信条。

人各有性,崔永元的个性比较突出。他可以说是性情中人,比较随意,不计细小,有话直说。自己有什么意见,或与人有争议、矛盾,从来都是当面表达,“不在背后鼓捣,给人下套,穿小鞋,不搞那个。”对朋友也是“一面派”,例如,崔永元出名之后,朋友找其走关系、做节目者大有人在,崔都是实事求是,能做就做,不能则否,径直言之。某大报女记者古道热肠,在崔永元心目中算是老大姐,年前关注浙江定海保护古街道文物事,参与当地民告官活动,强烈要求崔永元的《实话实说》予以关注,几次找崔永元,力请崔“说一说”。崔的回答却是:此事既然走入法律程序,不便干预;况且,崔对文物古迹和环境保护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总是新旧更替,建筑亦然。像北京那样的四合院统统保护没有多少价值。客气地回绝了“老大姐”———“多年的朋友得罪了,”但崔永元说只能这样。

崔永元的举止穿着打扮,完全透着平民化。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没有矫情和虚饰。例如穿衣,只求随意,尽管服装师在外,夫人在里,精心准备,无微不至,但对崔永元说来都是一种感觉或者是没有感觉。

崔永元走在街上,总有人议论他的衣装,或者建议他西装革履。崔永元反问:“还要穿什么呀?穿西服,打领带,笔笔挺挺,拘拘束束,那多难受呀!我从来不打领带!”

不拘程式寻找位置

一个人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能者说来,必须有一双攫取的眼睛和不安分的心灵。

崔永元大学毕业分配到广播电台,那是有声无影的行当,只知其文,未见其人。一干就是十年,应当说,广播记者崔永元干得不错,跑了不少地方写了不少东西。崔永元有自己的追求———他追求平民化与人情味。例如,在山西某农村,崔永元调查老支书之间的矛盾:老支书在极“左”年代自然做了一些整人的事,又不能醒悟。但是老支书去世后,年轻支书在村子地势最高的地方给他立了一块碑———让他时时看到村里的变化,“老支书有功劳。谁也不该忘记他。”年轻支书对崔永元说了一句话令他至今难忘:“他犯错误能赖他吗?那时候天安门城楼上都有坏人。”这些,实实在在地帮助和丰富了崔永元。

尽管在电台适应环境,而且崔永元自认为文字水平出色,干得很棒,但干来干去并没有多大名堂。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也说,崔永元在广播电台“不怎么敬业”,因为经常往电视台跑,参与点策划什么的。

从人才成功的素质看,崔永元的思维比较敏锐、独特,长于策划;他的嗓音有点沙哑并自称“不够标准”,这于广播是短处,不可能成为名播音员;他不漂亮但有一张个性生动的脸,尤其是那狡黠的眯眯一笑,具有特质形象的引力,有可能在电视镜头前博得喝彩,这又是长处。

由于策划,由于电视台的同学好友,崔永元的脚跟渐渐转移到电视方面。他先在幕后忙碌,《东方时空》第100期的活动,崔永元的策划兼撰稿。《东方时空》路数熟了,《实话实说》雏型初现,从后台走向前台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提出了崔永元上台当主持人的问题。

记得第一次是讨论见义勇为的问题,时间给崔永元打电话邀他出山,因为是同学朋友,时间直奔主题,只讲了两句话:一、你可以来试试,主持这个谈话节目;二、你小子出名了,可别忘恩负义!

崔永元没有谦让,因为时间已经看准了并信任他———这帮人曾里里外外到处找主持人,都不理想。

除了自己人才流动之外,崔永元还充当过伯乐荐才的角色呢。例如大名鼎鼎的白岩松就是他向时间他们推荐的。那时,时间叫崔永元推荐一个搞策划的人,崔说“白岩松行”,就把白岩松从广播电台拉了去。认识了,相处了,沟通了。时间想叫白岩松从后台走向前台,当主持人。崔永元听了一愣,说:“这哪儿行啊,这形象观众能接受得了吗?”谁知,白岩松一炮打响,名声大噪。

时间和崔永元共同的理念是平民心态和标准,因为这是一个沟通平民百姓的节目。

起初,崔永元顾虑自己的形象远不是俊男靓女,但定位平民节目就来了底气。

废寝忘食乐在苦中

细看崔永元那化妆难掩的黄脸儿,看看那魂不守舍的神态,看看那紧锣密鼓时间表,你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小崔是中央电视台最专注、最敬业的主持人。

2000年9月的一个周五,我们北京新闻界的几家朋友约定在京郊昌平聚会,由我召集,小崔是重点人物,一来是大家休闲一下,二来也有些事情要商量。

约定下午到齐,但由于崔策划节目,他和妻子女儿到来的时候,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山林中的酒店。

对于一个别有风韵的休闲之所,小崔夫人和女儿表现了极大兴趣。崔永元本人也放松下来。

二十几个男女小幼吃喝玩闹,而小崔则表示要早睡以养精蓄锐。但是,第二天早上呼喊大家吃饭的时候,发现小崔已无踪影,只有他的夫人和女孩在凉台上玩耍。我问其所以,答曰:说还要准备录播节目,又说这里太吵难以入睡,半夜1点钟喊起司机回城去了。

我们有点遗感,他没有真正休闲,还给我们的休闲氛围增添一丝紧张空气;但我们又理解和佩服他———他对于自己事业的忘我投入,一丝不苟。用小崔的自白就是:“长期缺觉,脸色灰白,只好以化妆弥补。录像头一天睡不好,录像当天也睡不好,前一天夜里一般是脑子里一直打架:各种人物、各种议论和各种声音,都是自己编排设计;录完了,一时难以释怀,不管录得满意不满意,都是非常强的刺激。我试过,录像完后回忆内容,就是常说的‘过电影’,现场的内容全都记得,甚至每个人的每句话都清清楚楚。”

小崔的《实话实说》所以成功,就其本人说来,有别于他人者三:

一是位置清醒。策划时清醒,困难时清醒,打响了、出名了更清醒。小崔相当自信,自信中不忘清醒,他认为:成功80%是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和集体的智慧,无此谈不到任何成就,“光环无论怎么耀眼,很大程度上是媒体这个光环,绝不是你个人孤军奋战的结果”,这种谦虚是实心实意的。

二是把握心理。高明的主持人与受众相通,应当是心理专家。例如,任何人面对电视镜头都难免紧张,我们还见过某省第一书记面对电视采访战战兢兢、语无伦次的窘态。作为主持人,需要在把握自我的同时驾驭和引导在坐的嘉宾和群众。小崔创造了一种开场前的交流,类似正式演出前的“加片儿”,用以调整心理,造成气氛。例如,一进现场,神聊开始。开场白例如,“大家来了以后,请遵守中央电视台的纪律,我们中央台有严格的纪律,这就是大家坐好以后交头接耳,随便聊天!声儿多大都行。可以议论自己的领导,说说自己的邻居,怀念一下初恋的朋友。”……每次都要“贫”上二十分钟,直到气氛和谐、大家进入角色为止。

三是即兴总结,每次节目,自然有策划和思路,但小崔的总结常常是计划之外,神来之笔。例如从《祖国花朵》电影说到“昔日童星”,最后总结时,小崔接着演三毛的那位王隆基的话茬儿说:“对儿童电影的支持,希望大家落实到行动中。最好儿童电影票每张三毛!”巧妙地同三毛连上,引发热烈笑声。

总评:思绪飞扬,源于积累。举重若轻,功力不浅。每临大事有幽默。幽默是智者风采,强者心态。一个人整天绷着面孔,诚惶诚恐,难成大事。

尽智尽力,风格独具。说评讽喻,拙朴风趣,家长里短,平中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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