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在新世纪第一年圆了自己多年来“写一部个人视野的思想史”的心愿。他历时7年精心写就、长达120万字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齐。
90年代初期，在完成了《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等著作后，葛兆光先生即萌生了重写一部思想史的愿望。传统的思想史往往只叙述“精英思想”、“经典文本”，而对作为“精英思想”知识来源和依据、在普遍生活实际起作用的一般思想很少涉及。另一方面，为改变在集体意识下以“进步＋落后”、“唯物＋唯心”、“精华＋糟粕”为框架进行写作的著史方式，葛兆光先生决心尝试从个人视野出发，以一人之力写作一部全新的、有着特殊意义的《中国思想史》。
葛兆光先生的这部思想史，从1994年动笔到1998年4月出第一卷，再到2000年底出第二卷，写作先后历时长达7年。而7年的写作与葛兆光先生为此书搜集资料、考证梳理和酝酿构思花的心血相比，还只是“冰山一角”。
首先令人赞叹的是全书材料的更新。既然着眼于“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原有的思想史文献就远远不够了。
为了完成一代学人的责任，葛兆光先生走上这条艰难的攀登之路。他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非文字类的图像资料（如画像石、铜镜、宗教画像、雕塑、建筑、地图等），历史学家不注意的文学性资料（如早期的讲经、变文以及后来的善书、供艺人阅读的唱词等），特别是考古与文物研究的新成果，他都从思想史的角度，发掘出其所反映的思想演化意义。
广纳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作者的不懈追求。本书每一卷都有一个长长的征引。第一卷征引了近人著作355种，第二卷则达到563种。书中注释共有两千条以上，而且写得极为认真，在注明所引专家论文之后，往往还要介绍其他专家对同一问题的相同的或不同的意见，最后还要表述自己的见解，有的注释，就像一篇短论，其治学态度的严谨从中可见一斑。
善于发现和抓住优秀选题是这本书成功的首要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总编辑高若海多年来始终不断地关注着葛兆光先生的学术活动。1994年，当葛兆光先生透露了自己打算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为梳理和论述对象，着手重写一部中国思想史时，他们当即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新的开拓，将会对思想史的建设带来重大突破，因此决心努力争取这部著作的出版权。于是，怀抱建设学术、薪尽火传的一腔激情，怀抱繁荣出版、泽被子孙的一番气度，他们与葛兆光先生进行了真挚热忱的沟通。精诚所至，葛兆光先生婉拒了数家出版社的合作愿望，慨然允诺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
不仅如此，他们还深知在整个编辑活动中只有殚精竭虑，才能不负作者之苦心，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图书精品。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对学术、对出版的赤诚，从编辑、设计到校对、印刷的各个环节都予以严格把关，尽心倾力。在谈到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时，亲任本书责编的高若海先生说：“对于这样一本作者耗尽心血之作，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出好。”
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社在此书编校上所花的功夫。为了能把这部书以最优异的编校质量奉献给读者，他们特地聘请有着30多年“咬文嚼字”经验的特邀编审金文明先生对全部书稿“咬”、“嚼”一番。金文明先生宝刀不老，以敏锐的眼光摒除了文字录入中的错讹，并且花费巨大精力，对书中引用的古文一一核对（有时为了一段话，往往要查上好几个版本），最终做到了引文无误，资料所据版本无误，所注页码无误。
本书的责编高若海先生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兢兢业业，不仅在内容方面求真求切，而且在对本书内容创新全面感知的基础上对书籍的外在形态做了积极的尝试。他说，“我们想，既然作者在内容的创新上花了这样的力气，我们在书籍的制作上就应当精益求精，力求形式上出新。……几经斟酌，最终选择了国际上学术著作常用的20开本，在版式上，请技术编辑精心设计。此书的每一节篇幅都比较长，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在正文旁边排上本段所阐述的命题或观点摘要，使读者一目了然；而留下的空白又为读者随时记录阅读的瞬间感受留下了空间。这样的处理，使这一学术著作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于1998年4月问世后，购者踊跃，嘉评如潮，首印1万册不久即告售罄。与此同时，该书问世不过月余，便已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京沪学者如王元化、李学勤、王守常、章培恒、王水照、朱维铮、周振鹤等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对本书予以高度赞扬。同时，也引起了新闻界的高度关注。有传媒称，这是当年最有影响的10部学术著作之一。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了数十篇评论，对本书的学术成就予以肯定。
今天，读者期盼已久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也已问世。第二卷的研究范围是7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也就是从盛唐时代一直写到1895年，之所以选择1895年作为全书的最终断限，诚如葛兆光先生自己所说，“是因为我选择了这一年作为古典心情结束的象征年代。”《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的问世，标志着这部巨著的最终完成。通过这部大书的出版，葛兆光先生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这是他感应面对当代学人“重写学术史”的强烈呼喊交出的一份出色答卷。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葛兆光先生完成了“重写”历史在思想史领域的零的突破，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与庆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