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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留下了这些手抄本

2001-06-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访谈对象:田先生

访谈人:周京力

访谈地点: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某茶馆

访谈时间:2001年3月4日

基本情况:1963年北京化工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厂工作。因父亲脑溢血住院不能自理,在医院培住期间抄了不少流传于民间的手抄小说。田先生是老北京人,从毕业分到单位工作近四十年都没动过,现在是单位技术部门的科长。

问:田先生,您好。能不能谈一下您第一次接触手抄本是什么时候?

答:详细时间记不清了,大概在唐山地震的前后吧,可能是七四年。当时我在工厂里上班,文化大革命也开展了好几年,那阵儿讲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什么的,再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的封资修全给破了。所谓的“封”就是国内的一些作品,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企业的图书馆全都没有了,图书也不知哪儿去了,一下子就没有东西看了。“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所谓“修”就是前苏联的,像《静静的顿河》这些都不能公开,作为破四旧这些东西都给破完了。从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在当时工人除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动以外,就是几个样板戏。你要是看报纸,就是些社论呀什么的,和政治潮流都紧密连结。人们生活十分空虚,这就跟吃饭一样,一种饭吃得时间长了就得改改口味。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手抄本。这些故事在当时流传过程中也不是很公开的,是要冒政治风险,用这个名义给你打个反革命很容易,只要这其中有某几句话或几个字有问题,都能给你往政治上靠,所以轻易不敢乱传,如要传播都要绝对信任,而不是一般的信任,流传的范围也不太广泛。作为我呢,哥儿们弟兄比较多,主要是在我父亲当时患高血压脑溢血住院,我们哥儿几个轮流守病

床期间空余时间多,抄了一些作品。父亲住院时,当时我弟弟在东北建设兵团里,那时候家里都很穷,一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资,谁轻易也不敢请假,怕扣工资呀,只好让我弟弟白天照看我父亲,看着我父亲睡着了他就没事干,我就给他找了些手抄本让他没事时看,看完后再抄下来给我们哥儿几个看。就这样由我们哥儿几个姐儿几个轮着抄,轮着看。我们家哥儿仨、姐儿仨。这些东西当时传得都非常小心,都怕传到不可靠人的手里。害怕被想吃政治饭的人,弄到手里再去打小报告,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比如咱们现在仨人在这谈话,有某句话说的不当,就是事儿。现在人就不怕这些了。当时传这些的时候,要的都非常急,生怕时间长了出问题。为什么能留下来呢,主要是不敢再往其他地方传了,心里害怕呀,因而就想收在“保险”的地方,可又不敢往家里放,就放到单位里的工作间里,那里有个铁更衣柜子,我上学时的一些笔记本什么的都放在里面,时间一长,社会风气变化了,也就忘了,所以就幸存下来了。要不是那天看到了《一只绣花鞋》在《北京青年报》上登出来,我把这事也就忘了。

问:这些手抄本对您影响大不大?

答:对我个人来讲,记忆还是比较深的。当时咱们还算多读了几年书吧,长时间没东西看时,突然看到这些东西还是觉得比较有意思、有吸引力。那会儿经常上夜班,大家都比较困,我就从抄来的那些中挑出几段给大家讲讲,都爱听,我也就是从这儿趸来,再到那儿卖卖。当时的背景,人的生活很空虚,再说这些东西也不是太离奇,比如像《三条人命案》这些,挺适合咱老百姓的口味儿。但只能随便给大家讲讲,不能让人看,到时候真“出了事”还有个回旋余地,看了可就白纸黑字的难说清了。

问: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您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手抄本毁了?

答:我抄的这些东西,和政治联系不太紧,主要是娱乐性的多些,万一查出来要往政治上靠还不太容易,最多说你这个人思想不太健康吧,所以我也就敢往下留。在当时两人之间若传抄手抄本,双方都背上了政治包袱,所以只有亲近、互相非常信任的人才能给看,我们亲哥儿几个之间通过一定的途径弄到手,也是赶紧抄,赶紧看,赶紧还。抄这些东西也挺有意思的,还能打发时光。

问:您还能记得起来您看到的第一个手抄本是什么?

答:第一个可能就是《绿色的尸体》,看完后心里一震,小说还有这样写的?过去咱看到的侦破小说都是前苏联的,像什么《形形色色的案件》呀,跟国内的写法也不一样,觉得挺能提起人兴趣的,心里一高兴,就对自己说抄下来吧。

问:您抄的故事都有哪些?

答:《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缕金黄色的长发》、《一百个美女的塑像》、《三条人命案》、《菊花恨》等。

问:就您接触的范围中,有没有人因传抄手抄本而受到处分的?

答:还没有。我也只是平时给大家讲讲故事,根本就不能让人知道我手头有这种东西,连我爱人都没给看过。男人爱看这些东西,女同志也不一定爱看,家里都不一定知道,只有我和我弟弟知道得最清楚。

问:当时抄的时候您感觉怎么样?怕不怕?

答:抄的时候也不敢太公开,在医院照顾病人,大家也都不是很熟悉,小护士一般打完针放下药就走。在家里抄时我爱人顾不上看我抄什么,她要照顾孩子,我母亲不识字,父亲是火车站的装卸工,也算世代工人阶级出身了,但要不是这样一个背景,这些东西怕也留不到今天了。也挺害怕的,惟恐别人见到,一怕别人看见了要借,二怕他人知道后打小报告。这些东西抄好后就在我们家里几个人中传着看过,不敢张扬呀,只要你不说也就没人知道。

问:您当时找到这些手抄本的来源是什么?也就是谁传给您的?

答:主要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经营副厂长和我能谈得来,他是北京经济学院毕业的,他们同学之间流传一些东西,因为我俩要好,他就拿给我看,但要得很紧,主要还是怕时间拖长了出事。说老实话,有些东西当时我都没顾上看,拿到医院就让我弟弟抄,这是一个渠道。另外我妹妹也找了些,她在北京展览馆工作,怎么搞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问:您能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谈一谈过去那些手抄本的价值和影响?

答:当时作为我来讲很感兴趣,因为对那些模式化、公式化的东西很反感,觉得这些东西还很有意思。我给周围人讲后他们也感到有意思,干起活儿来就快,干完活儿后又催我接着说。这就证明了当时在民间这些东西还是很有基础的。

问:您认为这些手抄本的原创者都是些什么人?

答:下放到农村或建设兵团的老三届中的高中生,他们的基础较好,还有下放干部或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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