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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携洋夫婿回国省亲

2001-06-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1993年6月,我带着我爸妈的洋女婿回国省亲。对于我结的这个“洋婚”,我父母始终没有明言的赞同与反对。他们的内心独白大概是:“难道这是真的?”

爸妈离异后,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这个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两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8日;一处多住了,怕是会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无所谓:我整个这个人是父母美德与恶习的集大成,我根本没意愿对二老择出亲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见,他认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该大住;南京呢,小住为佳。我说:“你要想当好中国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听我的———我是说在中国境内。”

在上海吃了几天黄鳝,挤了几趟淮海路,乘火车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风景”。车倒舒适,有空调,有昂贵的无锡排骨和可口可乐。到南京太阳将才落进长江,剩的就是热。那个热像往身上裹一层热的胶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妈妈显然才去了发廊,头发刚刚出笼。跟我握手时,眼睛不断去看洋女婿,潜台词是:这回噩梦成真了。

“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住晓明丈人家。”我妈说。

晓明是我继父的儿子,当下随父母携老婆南迁,在深圳开公司,说是苗头不错,一时回不来南京。

洋女婿马上道谢,但表示他宁愿住旅馆。

我用英文温和地请他闭嘴。“妈,恐怕不方便。”我说。

妈说:“哎哟,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扫干净了!”

顾虑到妈妈那三天汗流浃背的清扫,我们答应去住。省一笔旅馆费也乐得。妈说那房子的客厅装有一个窗式空调,哪里还及不上旅馆?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够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势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样,妈又说。

雇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连人带货就往那住处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这个坐三轮的洋人行膛目礼,怕他偌大个人把车坐翻掉。有人还“口欧口欧”吼一嗓子,没有好意也没有恶意。我心想,我们不成了个游行动物园?

到了那弄堂口时,一辆巨大的卡车正堵在那儿,我们的三轮车进不去。等了一会,见大卡车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机说:“有得搬哩!”

过了十分钟司机又说:“还不晓得要等到哪时候!”

又过十分钟,司机不高兴了,叫我们结账下车,自己拖着上百磅重的两个行李进弄堂。妈跟他吵,说这条弄堂有半里路长,司机说,已经等掉了他半小时的生意了。

我们拖着箱子走进弄堂时,家家都在吃晚饭。天热,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摆在门外面。饭菜都很简单,人们边吃边看我们,同时大声说:“咦,外国人!”

箱子的轱辘滚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识时务。更多的人夹在窄弄堂两边,对着我先生说:“咦,老外,老外!”

这个老外倒不腼腆,自己也说:“老外,老外。”

听到老外讲中国话,人们都快活了,弄堂里又添一成热闹。我妈说:“这里没来过外国人。”

楼房没电梯也没电灯,人们此时都跟到了楼梯口,看我们如何把两个大行李往上搬。都觉得老外搬东西的笨拙模样太好玩,于是就看他搬,绝不上来搭把手。从一楼把行李搬到五楼,我们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湿人。

房是很大,有四间屋,有空调的客厅没有人睡的地方,妈建议我们将大床垫抬到客厅,搁在地上睡。“天热,没那么多讲究;什么客厅卧室?哪样舒服哪样来!”妈妈说。说完她就告辞了,好让我们早些歇息。

一小时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对我先生说:“这空调一点冷气也没有。”

他将手伸上去,试一会那里面出来的风,说:“仔细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冷。”他这人一向能在坏事中找出好来。

“可它太响啊!”我说。

“我来看看,能不能让它轻声点。”他开始扳弄它的这个键那个钮。他这方面从来不灵,它更响了。

我大声说:“你别给人家弄坏了!”

他马上住手。我们俩就那么汗流浃背地偏着脑袋瞪着这个又热又闹的东西,等着它把我们冷却下来。实在不行了,我终于说:“还是打开门窗吧,我快没气了。”

后来发现开窗也不对,好几扇窗没有纱窗,满屋子都是蚊子叫。再关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12点。总算累得死过去,倒在了那张大床垫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为我做起噩梦了,梦到警车呜呜地叫,还夹着警察的打门声:“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哇”一声大叫,我先生给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这才发觉不是梦,果真有人在打门,打得好凶:“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俩相视一眼,瞬间都在想我们这半辈子都干了什么让警察半夜为我们操劳。我忽然想起我这是在自己祖国,不及时请警察们进来是不对的,是会有后果的。

我赶紧奔向大门,还抱着千分之一的希望向门外问:“请问是哪位?”

“警察!”

“请问找谁?”我声音很乖,还带点微笑。

“找谁?”警察说,“查户口!”

我想我们是有户口的,有美国的一大把户籍证件,我怕什么?我就把门打开了。门口的三个男人没一个像警察的,都穿着短裤,脚上是凉鞋,没袜子。再看看,连凉鞋也不及,其中二人穿的是拖鞋,露着风尘仆仆的脚丫子。三个人虽然衣冠不整,却是个个正颜铁面。

“谁是这房子的主人?”三人中稍老些的问我。

“主人不在……”

没等我说完那人就问:“那你是谁?”

这时我先生已出现在客厅,一脸的糊涂。我用英文简单解释了我俩的处境,然后仍用英文对他说:“不要讲中文。由我来和他们对话。”

三个不速之客眼睛飞快地扫扫我,又扫扫这位手无寸铁的大个头老外,一种“果不出所料”的浅笑出现在他们嘴角。

“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老成的那位喝斥我,眼皮耷拉着,似乎不屑把我往他视野里装。其他两位也表现出相同的鄙夷。

“原来邻居们还真看准了……”一个年轻警察说,“现在这种女的真不少!”说着他抖抖腿,跟着拖鞋搜视整个房去了。

他们把我当成了个挣老外钱的暗娼了。或许左邻右舍就这么报的警。

我走进客厅,在地铺上坐下来。我对我自己的从容十分满意。这时我先生已明白了一切,愤怒地瞪着三人,将我俩的身份证件“啪”地往他们面前一拍。

我使劲压住被耻辱引出的恶心。

“你和他,”那年长警察以下巴指一下我的老外夫婿,像是指一件家具,“是什么关系?”

我及时制止了我先生的回答,正因为他通中文,我才恐怕他发言。任何一个人在情绪激动时都最好不用非母语讲话,肯定讲不好。我怕他万一讲出不知深浅的什么词儿,惹恼了这三位,我们今夜很可能被捉去坐班房。最终当然会无罪开释,但在这样的热暑中,跟其他犯人挤一块儿,没窗子,没澡洗,加上蚊子臭虫……到末了开释你,你罪也受完了。

“夫妻关系。”我回答。

三个人相视一眼。

“有结婚证吗?”

此刻我先生正在包里激烈地翻腾。他是对的,上路前将英文的结婚证译成了中文,又拿去中国领事馆作了公证。当时我还笑他迂道,中国现在充满自由和人权,跟我离开时大不相同了。但我制止了他:“先别动,先听我的。”当然我是讲的英文。

“你们都看过我们的证件了?”我说,“知道我们是谁了?”

三个人威严地沉默着。

“那么,请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因为我还不知道你们是谁。”

他们没料到,一阵无声的慌乱。

“按说你们夜闯民宅,头一个就该亮出你们的牌牌。任何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都会在搜查别人之前亮出身份,是吧?”

其中一位问同伴:“你们哪个带了?我忘了带。”

唯有那个年长者掏出了一个小红本,打开,里面写了他名字,他是男是女,他几岁。那是某某派出所的工作证。

这时我先生将我们的结婚证书在他鼻子下面展开,手指使劲点了点上面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签字,又点点那枚金印,最后,以最强调的手势,指住中国领事馆公证的大红圆章。他胸脯涨满了气,显眼地急速起伏。我知道他话已满到了喉咙眼,只要我应允,最粗的话就会啐出。

全检查完了,没有丝毫破绽。年长的警察将证书还给我,我先生却正照着他工作证上的姓名一笔一划地往一张纸上抄。年长警察抖了抖嘴角,脏脚丫子在拖鞋里抽搐几下,对没拿住我把柄、将我当暗娼捉走这事很想不通。我不是暗娼,他也无法按制嫖客的法子狠狠罚出一笔钱来。他挺失望,脸都有点瞌睡了。

我想这回他们该让我们接着把觉睡完了。没料到年长警察说:“你们不能住在这里。”

“我们有房子主人的邀请。”我说。

“房子的主人也没权邀请一个外国人住到家里,你知道你们现在在谁的房子里吗?”

我想:什么?!

他说:“国家的!”他瞌睡没了,满脸国威。他又大起来了,高起来了。

“那好,我们明天一早就搬走!”我说。

“不行!你们必须立刻搬走!”

我提高一个调门:“现在你让我们往哪儿搬?深更半夜,连出租汽车都找不着!”

他细声慢语地答道:“那是你们的事。”

我问:“附近有旅馆吗?”

他说:“我不知道。”他当然不会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离开此地。你们必须住到指定的外国人允许居留的旅馆,外国人不能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我想我千万得管好我的两只手,免得一不留神它们扯开大巴掌照那脸上掴过去。还好我先生遵守诺言,气得眼珠子更蓝了,却始终不吱一声。

我说:“现在十二点半了,我明天一早———六点就搬,不行吗?”

他说:“你们必须现在搬,否则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我先生再也挺不住,大吼一声:“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是让我们睡在马路上吗?!”

三位都吓一大跳。他那一口远比他们标准的中国话大出他们所料。

我只得给各家旅馆打电话,看看谁肯在这个时辰收容我们。终于找到了玄武宾馆。

我对仍轰在面前的三位长官说:“请你们出去,我们得换衣服和收拾东西。”

年长的警察说:“要快些,你们不离开,我们也不会离开的。”他根本意识不到我刚才的话里有要他难为情的意思。

我们拖着行李从弄堂走出时,各个黑洞洞的门窗里都有人头人脸。我顿时想,他们对于别人的风化问题非常在乎。

到了玄武宾馆,我们仍无落足之地。因为我们没有护照,我们的护照叫一位朋友拿了去,代我们买去北京的机票了。给朋友打电话,他说他买不来机票,买票的是朋友的朋友。

“没有护照,我不能给你们开房间。”柜台小姐说。虽然也不善,但比之一张半老警察脸还是受看得多。

“我们已经很累了。”我说。

“我们已经很累、很累了。”我先生说。

我先生的话显然被理会了。小姐指指大厅一头:“你们可以在那边的沙发上休息。”她表情说:我已经再慷慨没有了。

我们看看没戏,只得拖着行李捱到墙边沙发上,休息。

早晨四点,朋友取回了护照,我们才被赐了间房。我先生却整个地没了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又一瓶啤酒,边喝边给南京市长写信。

我们回到美国,跟朋友们嘻哈地讲这事,都当笑话听了去。

我们现在还记着那位为首的警察的名字,不知他现在可还忙着为国家除害,夜闯民宅,捉奸捕盗。但愿他那正义感是真的。

我渐渐不再讲这事,因为我渐渐发现它的不好笑来。无奈的是国还是自己的,因为家在那里头,不回去不成。我常对许多不懂中国的人说:中国在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该去看看。我这样说时,企图笑得真切并且骄傲。(摘自《波西米亚楼》,严歌苓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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