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了钱钟书。
作为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师，作为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和高谈阔论的随笔作家，钱钟书已走完他风风雨雨的人生旅途。遵照他的遗嘱，一切都简单了结。可我们知道，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钱先生总是被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轶事”缠绕着、覆盖着、扰乱着、伤害着。直至辞世前不久，宗璞还因为有关钱钟书在美国谈及冯友兰之事而要求杨绛说明真相。而早年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读书时对老师们的说法，更是流传甚广，什么“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还有1939夏天辞去西南联大教职时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等等，凡此种种，都似乎成为钱钟书先生的“专利”和“特产”，但究其实，恐怕这些都经不住推敲。钱钟书曾说：“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也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这真是一个智者的见道之语。人生如梦世事如烟，连昨天的事情自己都难以捕捉，一些同事朋友的所谓回忆又怎么能坚信不疑？何况任何事情一经别人叙述也免不了变形。或渲染，或加工，或扩大或缩小，甚至别有用心无中生有也难说。比如有关西南联大的说法，周榆瑞在《也谈费孝通和钱钟书》一文中称当时外文系同事李赋宁所说，而后者在另一文中又坚决
否认。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把这狂妄的帽子戴到钱钟书头上。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许多人煞有介事地把它写进文章里、传记里，这不是认真严肃的态度。“大树底下好乘凉”，钱先生安于书斋淡泊名利，但他思想的穿越力和学问的魅力毕竟在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可拒绝的影响。以至形成了赫赫有名的“钱学”。我们不能对此置一言，但令人反感的是，许多学者、冒牌学者、研究者、伪研究者怀着学术或非学术、功利或非功利的不同目的，一拥而上。他们本身并不具备和“钱学”对话的能力，因而只能远离钱钟书博大精深的学术世界，远离钱钟书奥妙莫测的精神核心，却像一些无聊而卑琐的窥探者一样，对他的许多不着边际的“轶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津津乐道，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啊！我知道钱钟书的小秘密！”首先是不是小秘密，其次即使是小秘密知道了又怎么样，这能配称“钱钟书研究”吗？钱先生九泉之下也免不了要嘲笑一番的，还是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的妙语：“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什么私事都给采访者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要写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离这些道听途说的“轶事”远一点吧。如果有时间，有兴趣，不妨费些力气“啃一啃”《谈艺录》、《管锥编》，再轻松地读读《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因为离开了这些著作，钱钟书就不是钱钟书，而读完了这些书，我们空荡荡的心就变得沉甸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