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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 侯艺兵摄 |
张涛（以下简称张）：钟老，请您给我们回忆一下您认识彭湃的时候，他正在干什么？
钟敬文（以下简称钟）：早的时候，他正在干县教育局长的时候，他同时在海丰中学教书，教经济学。那时，我是他的同学，但比他晚些，我比他低4班，我也听过他的课。一般老师是坐在凳子上，高高地讲。他不是，他是在草地上坐着，学生们围着他坐着听。当时中学的经济学有正规的教材，他不按照教材讲，而是讲周围的经济现象，是他自己编的。他对同学很好。
后来他被一些人逼下局长位置，他开始搞农民运动。我们有时候去到他家里，就是现在的家里。我记得他家里挂着他画的肖像，有马克思肖像，也有克鲁泡特金或巴枯宁的肖像。当时他在日本接受的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还不是纯粹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后来到广州，在海丰农民运动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想来，当时中国进步学者认为，一般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但是彭湃同志是以农民为主。这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当时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是以工人为主力。彭湃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从实际出发。他自己家是大地主，家产号称一年收3千担谷子，在我们县城里是第一家。他自己讲笑话，说他家里有20几个人，每一个人有50个农奴。也就一共是1500个农民给他家服务。他熟悉农民的问题，与马克思的背景不同。他知道中国最苦的、要革命的人中间，首先是农民。当时我们是同学，又是师生关系，有时候到他家去，他给我们讲一些道理，一起喝芝麻茶，这是海丰的一种咸茶，像是点心吧，其中有炒米呀、花生呀、芝麻呀什么的。我们吃吃谈谈。
后来农民运动失败，他到了广州，我那时也在广州。在广州的时候，他是在与国民党合作。当时国共合作，毛主席也参加了。彭湃做农民部长，很忙，还在农民讲习所讲农民运动课程。我那时在岭南大学工作。我有一次见了他，谈天吧。他问：“你现在搞什么？”我说：“我在搞学问。”那时侯，作为一个革命者，对不是同志的人，常常是看不起。但他不是，他说了一句话：“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根据他自己的理想去工作。”这样意思的话。对于不是严格意义的同志讲这样的话，让我觉得他不仅是对革命很热情，对人也很宽容，思想不是那么狭窄。
张：钟老，在您四十年代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您在20年代末在杭州时，去上海游历，见到H君，他向您讲起彭湃。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钟：这个人现在也许不在了，离现在有70多年了。这个人当时也参加地下党，也是同乡，大概也参加了上海的地下活动。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第一句话就说：“彭湃已经被害了。”我觉得十分突然，因为当时距离苏维埃政权还不算长。他当时告诉我，彭湃是怎么被叛徒出卖的情况经过。
我还记得30年代有一次，这是件小事，我没有写过。我也是在上海见到一个同乡，他也是彭湃苏维埃的一个同事。那时，他住在上海屈臣氏大药房楼上，给人家看病做掩护，他也向我讲述了彭湃被害的经过。等我第二次再去药房楼上找他，房门已经被封上。我就问楼下的人，下面的人反问我：“你找他做什么？”我说：“我找他看病呀。”我知道当时很紧张。他叫柯林，老革命家，长期做革命工作，后来住在北京。
我们回到彭湃这个人，我写那篇悼念他的文章，是由于在1947年时，当时国民党对中共下了讨伐令，而且在内地的民主人士多被赶出去香港，我亦是其中之一。我被中山大学解聘，上了黑名单，我就到香港达德学院教书。我写的那篇文章，登在党的杂志《群众周刊》上面。我另外还有一篇是悼念冼星海的。
张：钟老，当时怎么想到文章的题目：“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我觉得这个概括特别贴切。
钟：因为这是他给我的印象。他生于理想，工作于理想，也死于理想，贯穿于他一生。这个人呀，我不是因为他现在叫做烈士而说，我是确实觉得他伟大。第一，他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背叛这样的家庭，没有强烈的理想，是做不到的。特别在当时，这样地坚决。第二，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比我要早好几年。当时日本学术界，研究社会主义比较热门，尤其在早稻田大学，有一位佐野学教授，彭湃受他的影响很深。他接受了就坚持到底，不惜同整个中国旧社会作战，同整个家庭决裂，一直到死。死的时候也很慷慨，我听说，他在要被拉出去枪决的时候，他把上身的衣服脱下来，给了一个难友。就是说，在他要死的时候，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恐惧，而且还想到了难友。他从开始信仰社会主义到死，完全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强的人。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还影响到许多年轻人，我们海丰中学的许多同学，都参加了。我虽然没有跟他在一起，对我来讲，凡是后来重大问题的时候，像抗日战争时期，我都想起了他的榜样的力量，使我不敢自外于我们民族的革命。他的影响很深，他搞的农会，他搞的苏维埃，在中国都是第一个。后来有些搞历史的人，也不大提他。其实根据事实，什么时候他也是第一，也有活动。即使没有明显的
文字记录，也有事实呀！他这人，在我们中华民族来讲，实在是伟大的人物。
他同农民不同。农民是受苦，所以要革命。他则是把自己很优越的地位抛开，自己去为劳苦民众革命。这一点，有时候使我想起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俄国贵族，而且是大文豪。他到晚年，觉得农民太苦了。他就把他写伟大作品的笔，用去写农民读得懂的童话，写一些基本道理。那么，彭湃至少也同托尔斯泰相似。我写那篇回忆时，只写了要点，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张：谢谢您。现在真正见过彭湃的人很少了。现在年轻人，一般对革命家的印象多是很凶那种。在您的文章中，却是很温良，很优美的。您能否在这方面再介绍一下。
钟：人家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凶恶的形象，哈哈。实际上他是笑口常开，就像我前面讲的，他对人很宽容。虽然在斗争上他很坚决，另一方面，则是宽容。我作为他的同学，也是学生。他是生在1896年，我是1903年，相差6－7岁，我能够感受到他对人的一种热情。从他的家庭来讲，从他的学历来讲，在当时都是很高。在这个基础上，一般人都看不起后辈。但他不是如此。如果不是把精力放在革命上，他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番成就。当他在家时，他会画木炭画，画得蛮好的。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保存？
张：钟老，您在文章中曾写道：彭湃如不成为革命家，也可能会成为一个艺术家。这很有意思，革命的行动其实也是一种艺术。
钟：在某种意义下，是更伟大的艺术。
这个人也聪明，当他做教育局长时，不是一般地执行教育，他是在做宣传，他是有目的的，他在宣传他的理想。他同时也在中学教书，就请来一些他在日本认识的留学生，像李春涛、杨嗣震，都是思想上的朋友。他们到海丰来教书，还办一个刊物，叫做《赤心》周刊，宣传社会主义。后来为苏维埃起了思想铺垫作用，教育了当地青年。这个人是有多方面的才能。
张：大家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背叛自己阶级，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我们不能特别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他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钟：我不是他本人呀。当时的青年人就是如此，尤其是初期的共产党人。一方面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力很明显，大多数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知识分子一般是敏感的，加上在五四运动之后，因苏联的产生对世界的影响，他在惨痛的历史教训中，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自然的，只要他本人不那么自私就可能。现在环境不同了，就对当年的思想难免有些隔膜。
知识分子不管国内外的，多是敏感，与工农不同，他们需要从道理上的说明。像恩格斯自己也是个资本家，但他能思维。就像列宁讲的：仅就工人本身的觉悟来讲，他只能搞工团主义，不能搞共产主义，因为工农不是专搞意识形态的。另外还有一个个人才能的问题，不是哪个人都行的。
总而言之，彭湃同志这个人很坚强，很忠于理想，我打心里佩服。不管在什么时期阶段，我都拿他做一个榜样。
我想应该有一本比较好的传记。前一阵子有一个电视剧写他的，是广州军区搞的吧？我还是顾问。我看了，觉得人的形象不像，只有彭湃戴的那顶通草帽子是原来的样子。所以，应该有一本好的传记。现在剩下来的文献很片断，他自己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是政治文献，书也很好，可就很少牵涉他自己的思想，对写传记不够用。
我是年青时候就接触他，一直到他壮烈牺牲。等我在香港写那篇文章时，我已经40多岁了，有了人生经验。我就概括他有些什么特点？就是他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共产党人有很多人坚持到底，也有叛徒，出卖彭湃同志的就是。所以人的性格，人思想的形成，是怎么样的？有些观点认为完全在社会体制。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性格，其实这理论不完整，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同样的环境下，同样的文化背景下，就是有很不同的人。像彭湃这样的人，你如果用机械唯物论去分析，他打死也不可能是革命者。现代科学发达，但人对自身的研究还很不够，可能是基因在其中起作用吧？（整理者：钟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