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微观研究和宏观把握相结合。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称谓。如何才能清楚地阐释这些纷繁复杂的称谓问题？进行微观、细致的研究，毫无疑问是最基础的。但“中国”古今称谓，说到底，乃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因此，从整体上进行宏观把握，又是不可或缺的。微观的研究和宏观的把握相结合，正是本书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微观、细致的研究自不必多言，宏观把握尤为显著。全书把“中国”古今称谓分为三大类：一是国号，如夏、商、周、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二是名号，如华夏、中华、中国、九州等等；三是域外对中国的称谓，如支那、赛里斯、桃花石等等。关于国号，《称谓研究》认为，从公元前21世纪启建国号“夏”至今，在“广袤的政治概念的历史中国地域范围内”所现的这些国号，虽然纷繁复杂，又有诸多共同点：国号的来源与取义，总有其具体原因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即便是因袭或雷同的国号，也自有其显明的意义与特别的缘故。因此，本书重在推源释义，释义又包括本义、引申义和变义，对所论国号的使用时间、指称空间，也或有所辨析。国号，特别是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国号特点是，“变动不居而又蕴含深意”。
关于名号，《称谓研究》认为，众多的自称名号，其出现时间多在先秦时期，而又跨朝代、越古今地使用了下来。众多名号的产生原因，则极为复杂，它们或与民族相关，或与文化有缘，或联系着历史传说，或根源于地理观念，又语言的嬗变、政治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文风的变迁……也往往作用于某些名号的形成及其涵义的变化。名号的特点是，“延用不衰而又凝重气派”。关于域外称谓，《称谓研究》认为，域外对中国的称谓尽管复杂，但明本正始，穷源竞委，还是可以归纳出几个系列的，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有五个系列，即：源于国号的支那系；源于物产的赛里斯系；源于最高统治者称号的桃花石系；源于民族的契丹系；源于国号及名号但与文化有关的其他称谓。这五个系列的称谓，其演变脉络也很清楚，即大体由国号而物产，由称号而民族，最后取准于文化。域外称谓的特点是，“来源不一而又取准于文化”。
其次，把对“中国”古今称谓的研究放到对整个传统文化反思的大背景下去进行。前文已说过，“中国”古今称谓问题，实质上乃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这一点，作者有着相当自觉的认识：“这些国号、名号以及域外称谓，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往往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把对“中国”古今称谓的研究放到对整个传统文化反思的大背景下去进行，成为本书的又一大特色。实际上，也只有如此，才能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古今称谓的本质和内涵，才能深刻地把握“中国”古今称谓演变的规律。当然，之所以能如此好地做到这点，缘于作者对自己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所承担历史责任的清醒认识：“深探其源，细释其意，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更加热爱我们历史悠久、文明发达、民族众多、疆域广袤的伟大祖国！”
再次，重点突出。“中国”古今称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情形复杂。面面俱到，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本书针对三类称谓的具体情况，有重点地展开论述。对于国号，本书取舍标准有四：其一，取而不舍的国号，限于中国传统史学所谓的中原王朝国号；其二，舍而不取的国号，包括边区政权、自治政权、起义政权、诸侯国、藩属国，等等；其三，取而详论的国号，凡十六个：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均为名实相符的天下共号，是中国典型的、代表性的国号。其四，取而论之，但不作详细展开的国号。依上述标准，本书取而详论和取而略论的国号约六十多个，重点又是历代统一王朝的国号。同样，对于名号和域外称谓，本书详细展开论述的，也是使用最为频繁、世人最为熟悉的。
复次，见解深刻。本书虽是开创之作，但通读全书毫无粗糙之感，而是见解深刻，新见迭出。如，通过对夏国号的考释，作者得出结论：第一，国号的选取，往往并不简单，而对国号的寻源释义，应严格区分初始义与后来的引申义，不可混为一谈；第二，夏国号的最终择定，与蝉所代表的居高鸣远的美义有关，而取美义为国号，遂成为中国历史上命名国号的一种常用方法。在论述隋国号时，作者又指出，“新王朝的国号也不能漫无边际地任意选择。盖此一时代，已形成了禅代前朝、更建新朝，即沿用前朝封爵为国号的习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如卞孝萱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洋洋三十万言，结构完整，探索深入，新见迭出，精义纷呈。读之如入山阴道上，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慨。”
在称谓研究这一领域，作为一本开创之作，《称谓研究》成功之处远不止上述几方面。但仅此几方面，已足以映证卞先生的论断：“《‘中国’古今称谓研究》，应为天地间必不可少之书”，“称之为奠基，誉之为开拓，均不为过”。
（《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