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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儿童心灵的魔术师

2001-07-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傅大伟 我有话说
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希特勒于1933年1月上台执政后不久,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便立即在德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灭绝运动。当时已经在儿童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埃里希·凯斯特纳也没能逃脱被迫害的命运。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被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了下来,投入到熊熊烈火之中。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5月的柏林,在希特勒上台后仅4个月。此时,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在争相把一捆一捆的书籍投入火堆之中,使之化为灰烬,以“崇尚良好的教养和正直”的名义。我们可以想像到,这一文化灭绝行动对于这位正处于其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的年轻作家产生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当看着自己笔下的孩子在熊熊烈焰中扭曲着化为乌有的时候,凯斯特纳的脑海中常常萦回着海涅在九十多年前的预言:“在他们烧书的地方,他们迟早有一天也要把人烧死。”

第三帝国已经灭亡五十多年了,而凯斯特纳的成名作《埃米尔擒贼记》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凯斯特纳所具有的独特创造力的一个标志。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了六十多种语言,并有许多被拍成了电影;而且在世界各地,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名字总是与格林兄弟的名字相提并论。迄今为止,除凯斯特纳外,没有任何一位20世纪的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能够赢得这样的国际声誉。

凯斯特纳在有生之年写的35种书平均每种售出了150万册,这其中包括《埃米尔擒贼记》、《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5月35日》、《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飞翔的教室》、《两个小洛特》、《小不点和安东》、《动物会议》等。这些作品在今天的德国被公认为是现代的经典之作,而且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西德的儿童文学、西德的儿童戏剧和西德的儿童电影,都完完全全置身于他的魔力之中。

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斯特纳更觉得有义务向孩子们表明,他们自己有责任保持道德上的纯正性,要不断抵制那些邪恶的、消极的思想理念对自己的影响。在如何看待童年的问题上,凯斯特纳与很多作家的观点不同。他不是从怀旧的、充满美好记忆的角度来看待童年,而是把童年看作一个充满痛苦和磨难的阶段,而成人的道德观正是在这个充满痛苦和磨难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凯斯特纳一直都在提醒他的读者,不应该“像对待一顶旧帽子一样把自己的童年丢在一边,把它们像一个不用了的电话号码那样忘得一干二净”。他说,童年是一座灯塔,“只有那些已经长大,但却仍然保持了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凯斯特纳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童年,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与自己的童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他的书便多多少少地具有了某种自传的色彩,同时这也使他笔下的人物活了起来,并让人看上去貌似真人真事。

凯斯特纳于1899年出生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他很像他书中的人物埃米尔,也是个独子,而且很孝顺。他的母亲是个理发师,她以此为业把赚来的钱用以补贴拮据的家庭收入。凯斯特纳对钱的重视和对他母亲牺牲精神的赞赏都贯穿在了他的书中。凯斯特纳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是这并没有对他的家庭观念产生丝毫影响。他是一个很看重家庭的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终生没有结婚。

也许是因为在战争期间凯斯特纳的许多朋友都逃离了,而他却留在了德国,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可以说没有发生过任何剧烈的变化。他在七十年代仍然还是以他在40年前就已形成的模式工作:白天很晚离家,晚上前往他最喜欢的、经常光顾的咖啡馆———柏林的里昂咖啡馆,后来是慕尼黑的利奥波德咖啡馆。在那儿有人给他提供笔记本和笔,他便在一片缭绕的香烟的云雾中创造他的魔术。

凯斯特纳在伦敦的文学代理人库尔特·马施乐曾经说过,他在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找到了“一些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而这些事情在成人的书中一直都没能说出来……凯斯特纳把别人只敢去想的东西说出来而且也写出来了”。他是欧洲最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家。

桑加·多宾斯是凯斯特纳的文学代理人库尔特·马施乐的助手,她曾经在自己的家乡慕尼黑参观了一个展览,她碰巧在那儿发现一家小电影院正在放映关于凯斯特纳的图书的电影,而这些书她在五十年代早期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看过了。“我坐在后排看电影,电影院里挤满了孩子,他们知道书中的每一行文字,并毫不犹豫地大声说出书中的字句。他们的热情让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漂流瓶丛书·凯斯特纳作品精华》,明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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