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繁荣的另一个前提，或者也是衡量它的标准，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创新才能达到这种局面，只有这种局面也才能鼓励创新。《文摘》各期充分地反映了党的这一方针，比如转载的围绕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的讨论，关于国有企业出路、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通胀、人口控制、对明清历史的评价、关于巫鸿的艺术史著作、关于两种《水浒》和两截《水浒》等等问题，都有精彩的对话与论辩。还有一些尖锐的学术批评，如针对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评论；有一些具有直接针对性的新观点，虽然不见得引起广泛参与的讨论，但同样体现了“双百方针”，如关于陈独秀是否“右倾”的问题。等等。这些论文探讨的是同一问题，但却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不摆在一起，看到甲文，看不到乙文，或觉此说有理，或觉彼说不错，这时被《文摘》拉在同一个擂台上，比并之下，读者便有更清楚的印象。“双百”方针，讨论真理，虽不应像法庭那样最后非得分出胜负，判定是非，但在同堂竞辩，唇枪舌剑，读者就会产生强烈的参与感和公平的审视。
历史进入到20世纪后不久，多学科交叉互惠便开始形成一股潮流，到近30年已是轰然巨浪。可以说，恪守几百年前开始形成的学科分类及其界线，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创新及其繁荣的桎梏。反过来说，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视为学术繁荣的标准之一。《文摘》各栏目已经没有明确的学科标识，而是按问题分类，这便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意识”。以我个人的看法：研究上只有问题，没有学科。更为重要的是，往往在同一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哲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名字。通常研究钱钟书的是文学家，通常研究哈贝马斯的是哲学家，但也有许多其他学科（出身）的学者研究他们，被研究者本身可能就不是某种单一学科的资源（如福柯）。因此我们毋宁说某人是研究哪个问题的，而少说某人是研究文学、哲学或历史的，观念的惯性一定要破除。《文摘》就在身体力行地破除着。与“问题意识”相关的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性和现实性。哲学就是少数知识精英的玄思冥想吗？历史学就是只讲过去的故事吗？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关键在于你研究背后的问题是什么，那问题必须是与现实沟通的，必须是一种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怀。
最后还有一个希望。中国的理工科往往按照SCI（Sc ien ce C ita t io n Ind ex）等三大检索系统收录或摘发的论文数量等为评价指标，而若干高等院校也把SSCI（So c ia l Sc ien ce C ita tio n lnd ex）作为文科的评价指标之一。就前者我是外行，不敢置评，但也有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对彼提出批评；而后者（或许再加上HSCI，H um an Sc ien ce C i－ta tio n Ind ex）里面的西方话语霸权味道浓厚，几乎没有收录中国内地的任何刊物，港台地区或东南亚国家的中文刊物，日本、韩国的中国研究刊物都少得可怜。再加上国外学者撰写文章时极少引述中国学者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论文（这里有我们自身水平的问题，也有对方中文水平不高和轻视中国学术研究的原因），这样的评价系统还有什么意义呢？理工科研究或许容易找到共同的标准，但文科殊为不易，因此我希望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权威性、具有较科学或公认指标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系统，这对推动有特色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必有功焉。不知《文摘》厉兵秣马，能当此任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