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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倾向与比较文学的本科建制

2001-07-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杨乃乔 我有话说
在21世纪的起始期,中国的学术国际化倾向终于在学术现象上替换了90年代西方“后”学术理论的介译,把东西方学术的本土对话转换为一种走向西方学界的行动,因此比较文学这种带有跨文化对话与科际整合性质的学科成为当下学界所关注的显学。但是需要引起警示的是,这种因渴望学术国际化而急迫走向西方的行动,并没有运作在中国学界内部比较文学学科建制及其学术研究所应该具有的坚实基础上。由于比较文学在中国崛起的学术年龄十分年轻,还没有在本学科的方向下积累更为厚重的学术成果及教学成果,因此比较文学的学术国际化倾向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急功近利的另类方法。

当下比较文学需要在本土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上拓构自身的稳定性与厚重性,反思一百年来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由于那些被当下学人尊称为大师的学者学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两个学贯中(学贯中西与学贯古今)铸就自己的学术辉煌,因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历史反思总是把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吴宓、汤用彤、冯友兰、钱钟书与季羡林等大师性学者,本体化为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崛起及发展的先驱人物。不错,这些学者都有着极好的国学功底与外语的言写能力,也正因为这一点,学界大都把比较文学看视为一门只能在硕士、博士与博士后层面上展开的精英学科。比较文学能否在中国高校的本科层面上建制,多少年来已成为学界颇多争议及多少学者为之付出努力的问题。就中国高校成立比较文学系及其本科建制的问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及前后两任所长乐黛云教授、严绍?教授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北京大学这种高龄老校自身在学科体制上内部不可回避的问题,他们的努力没有兑现。因为大有大的难处。

1998年首都师范大学拟成立比较文学系,拟定面向全国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本科生,这种大胆的学科建制设想是依凭于这所发展中高校自身秉有的开放性、进取性及没有学霸的可操作性上提出的。这一设想旋即得到北京市及北京市教委的鼎力支持,并且批给了40个本科生招生名额,比较文学系也被设定为该校新增设的非师范专业。随后,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比较文学系本科课程设置研讨会”,这标志着比较文学系的成立及比较文学本科招生在首都师范大学既成事实。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几十位学者,就比较文学系的建制及其本科课程的设置提出了自己的学术创意与学术理念。同时我们聘请了乐黛云教授为名誉系主任,聘请了乐黛云教授、严绍?教授和孟华教授为系学术顾问。

不错,比较文学系的成立及比较文学本科招生的既成事实,这的确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大事,但是,我个人及我周边与我合作的自来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及留学归国的一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私下认为,在比较文学系成立及其本科招生的既成事实上爆炒什么全国“第一”,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学术浅陋。我们始终认为,比较文学系的本科建制的确应该在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这种在比较文学教学及研究上具有学缘历史的国际名牌高校完成,应该在乐黛云教授、严绍?教授等这一辈在比较文学方向上有所建树的学者手中完成,我们这一批青年学者偶然行动的既成事实,在学术良心上反而让我们感到自愧和不安,因为我们自知,我们的学术积累较之于比较文学所执求的“两个学贯”还存在着一个遥远的学术距离。好在清华大学于1999年创办了“中外文化综合班”,在本科建制的层面上招生;从学理的意义上准确地评述,清华的“中外文化综合班”在学科的本体论意义上就是地道的比较文学本科班,只是在学科的命名上没有启用“比较文学”而已。有趣的是,钱钟书先生的《通感》与《管锥编》始终为学术界尊崇为比较文学的典范文章与典范著作,但其都没有用“比较”两个符号来装

饰自己的学术门面。其实,比较文学的“比较”在学科的存在意义上绝然不是技术上的平行对比方法论,而是一位学者在东西方知识的积累中汇通,且于这种积累的汇通中安身立命的本体论;无疑,这决定比较文学的品质不在于平面上的对比而在于内在思想的体系性汇通。

我们接受温儒敏与孟华教授的建议,将取用优秀学生本科与硕士连读的原则,使比较文学系的建制理念在一种崭新的教改思维中展开,以求实的步伐逐渐消解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性质产生的东方式误解。比较文学系在西方高校是与我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系平起平坐的大系。西方高校比较文学系的毕业生也未必都涉足学术界,他们更多的还是在本科层面上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东西方文学及文化知识,使自己在东西方文化、外事与经济等交流中行走得稍稍从容一点,就是那些为数不多的比较文学硕士、博士与博士后也未必都成为学贯古今与中西的大师性学者。用本土学者就其本土文学的研究水平来称量本土学者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对外域文学的研究,启用这种称量尺度进行评述的学者,在学理上缺憾最起码的思维逻辑。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不在于东西方什么水平的对比,而在于融通中提取一种新的学术理念抑或学术观点。

我们所言说的比较文学本科建制的东方误解,一般的来说是在两种偏激中暴露出来的。第一种是表现在学科独占上的霸气,仅以为自己能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以此独占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其实此类人物较之于钱钟书们,无论是在外语的功底方面还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朴学功底方面他们还差得很远,甚至连像样的研究成果也拿不出来。第二种是在本科建制的误解中,把钱钟书们崇拜为衡量比较文学品质的惟一标志,以至于使钱钟书们的大师性辉煌降解为一种让后来者在比较文学方向下不可企及的阴影。这就如同我们不应该以清华国学门四大导师的学贯中西来衡量当下清华大学“中外文化综合班”是否应该达向的水准一样,难道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其古文献功底之称量,也应该求取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价值天平?因此对中国比较文学系的本科建制应该给出恰如其分而不带个人非理性褒贬的科学评价尺度。

正如中国本土高校文、理、工、农、医等方向下的绝大多数学科一样,比较文学系与历史系、英语系、数学系、物理系等常规学科同样都是西方舶来品。较之于上述常规学科多年来在中国高校的本土自律发展一样,比较文学系也必须办出汉语语境下的本土特色,它绝对不是西方比较文学系之建制的生搬硬套。仅以欧美高校的比较文学系称量中国高校的比较文学系本科建制,或以欧美高校的同类学科称量中国高校的同类学科的本科建制,在学理的思维路数上,这无疑是一种学科与学术发展上的僵化与胶滞,尤其人文学科更是如此,当然这里或许还隐匿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另类心态。

当下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化倾向肇源于东西方文化对话的频度加快,但比较文学系的课程建制绝对不是中文系与英语系双边课程及其文化背景的硬性相加,我们保留、整合了中文系与英语系的精典课程,删除了两系多年来在教改中因种种原因无法剔除的那些可上可不上的课程,在加大课时量的同时开设了培养学生获有比较视野的跨文化课程;我们领受严绍?教授的建议,尊重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建立校外教授讲学团,把北京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有关著名学者请进来,让学生在求学的历程中全身心地浸润在浓缩的东西方学术氛围中。据我们了解,社会对我校比较文学系将培养具有双语言文化能力的大学本科生表现出相当的关注,因为比较文学系本科毕业生所同时收获的双文凭(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与英语的大专学历)将对他们的双语能力身份提供证明,也为他们走向社会和继续走向学术再造提供了便捷。

比较文学系的成立及其本科建制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应顺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化的必然性尝试,其绝对不会因为少数人出于种种目的的反调之声而犹豫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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