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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 |
1983年11月18－19日，一个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学术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天主教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的名义是纪念欧文·白璧德去世50周年，其会议主题就是“欧文·白璧德：50年之后”。会议发言论文后来收录在由G eo rg e A.Pan ich as和C lae s G.R yn二人合编的《欧文·白璧德在我们时代》一书中（1986）。此次会议在学术上，不仅是那些对白璧德的思想依然保持着学术兴趣的专业研究者们的一次圈子内的纪念活动，它更主要地标志着，尽管五十年过去了，对于当下时代的道德与文化问题，白璧德的思想依然中肯适当并且具有生命力，而且，白璧德在五十年前就西方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民主文化所作的那些批评，在五十年之后，显示出了它们惊人的预见性。作为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的回应，或者说，白璧德在知识上的思想力量依然没有完全消失的标志之一，就是近二十年来，他的著作不断再版；而有关白璧德的研究，也不仅止于美国，甚至在欧洲和远东，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和韩国，对白璧德思想的兴趣都还有不断增加的迹象。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2000年7月，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政治系教授、美国人文研究院主席、白璧德研究专家瑞恩（C lae s G.R yn）教授应中国北京大学“域
外杰出学者讲座”和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乐黛云先生邀请，在北京大学分别作了三场讲座。而讲座的主题：“多样性的整合：人文的更高基础”，几乎可以直接从白璧德那里找到清晰可辨的思想渊源。
或许我们可以从其学术简历中，发现白璧德作为一个思想上特立独行之人的一些线索，并沿此进一步走进这个被他的论敌们抨击为“反动者”“保守主义者”的批评家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1885年，在亲戚们的资助下，白璧德进入哈佛大学。他的主要学业包括古典学和现代语言。一年后，他以优等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并获得古典学荣誉奖励。毕业之后他到巴黎去游学了一年。在此期间，白璧德跟着著名东方学家Sy lv a in Lev i教授学习了梵语、巴利文和印度哲学，并阅读了大量印度宗教和哲学典籍。1892年，白璧德重返哈佛，攻读语言文学的硕士学位。仅一年多一点时间，白璧德就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先是在威廉姆斯学院执教一年，而后接到了哈佛大学的聘约。
对于当时整个学术界在学术思想上普遍存在着的脱离个人道德体认和道德提升的时代主潮，白璧德一直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并对哈佛大学当时日益得势的实证派那种“卖弄”学问的做法进行了公开的批评。还在自己学生时代，白璧德就很反感当时在哈佛执教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乔治·里曼·克特瑞治的课程，认为他只是提供了大量有关语言和传记性的信息及分析，丝毫也没有涉及到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戏剧家的人文方面的适宜性及价值。白璧德把那些包括自己所在系的资深教授们在内的教员合称为“文献学上的辛迪加”。他公开反对哈佛大学的课程选修制。这一切给他带来的最现实的结果，就是一直到1902年，他才晋升为副教授，1912年，白璧德被哈佛聘为有任期的教授，而这还是发生在伊利诺依大学给他提供了优厚待遇并聘请他到那里任教之时。不过白璧德被一直留在了哈佛大学，直至去世。
白璧德自己的教学紧紧围绕着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他在这方面所开设的一些课程，像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文学批评等，逐渐成为一时“显学”。这些讲座式的课程，在一个完整的体系内，提供了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极有个人原创性的批评。在他的课上，正如在他的著作中，白璧德始终将文学现象与人的存在的中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显示出他的文学研究显而易见的伦理目的。在强烈地意识到那些艺术作品的审美强度给阅读者所带来的影响的同时，白璧德更关心的是评价它们的道德现实主义和深刻性的程度。在白璧德看来，近现代以来，在文学和其他艺术审美上的个人偏好，将读者弄得阵脚错乱，难以把持自己的选择行为。白璧德对时代道德和文化问题的洞察，以及传达那些问题的着力的方式，深深地打动了他在哈佛比较文学系的学生们。白璧德吸引了不少高素质的学生，尽管这些学生并不一定都完全认同他的思想。这些学生包括来自于当时一些远东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来自中国的梅光迪、吴宓、林语堂、张歆海、梁实秋等，或者曾在白璧德的课堂上听过课，或者直接在他的指导下作过论文。据《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日记》记载，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游学的陈寅恪、汤用彤等，曾由吴宓引见，与白璧德有过直接面晤交谈。
白璧德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述而不作的思想者，尽管他的不少锐见卓识更是通过在与友人私下的交流中表达出来的。1920年代之前，白璧德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运动的领袖，这一运动，有人称之为“新人文主义”。这一时期前后，白璧德先后出版了几部著作。正如瑞恩教授和哈佛大学欧文·白璧德比较文学教席首聘教授若瑟尔·科克所评价的那样，白璧德的第一部著作《文学与美国大学》（1908年）抨击了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这一对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影响巨大的孪生兄弟，并呼吁人文课程、学术和纪律的复兴，以挽回西方文学生活中道德意识和伦理意识的衰退。《新拉奥孔》（1910年）批评了表达上的类型与主观形式之间浪漫的界限上出现的模糊混淆，并呼吁想像的节制约束（这时白璧德还没有充分展示他在伦理想像上的观点，并尚未完全脱离新古典主义或者古典主义在思想上的影响痕迹）。《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1912年）以大量的史料扩张了白璧德对于十九世纪法国批评家的批评立场。《卢梭与浪漫主义》（1919年）是白璧德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其中批评了想像的过度放纵，以及与之相连的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在白璧德看来这是文明之大敌，更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滥觞。作为一种
美学上的选择，白璧德提供的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模仿主义，而是被他自己称之为道德想像的特殊的创造性和形式：一种把生活看成道德戏剧的美学上的自觉自愿的约束性。《民治与领袖》（1924年）将白璧德的道德和美学思想与政治学的基本主张联系在了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更完整的、真正的时代文化批评者。
围绕新人文主义而展开的争论因为1930年出版的两本文辑而达到了顶峰，一本是它的批评者们的文辑：C.H ar tley G re ttan编著的《人文主义批评》。另一本是它的支持者们的文辑，是由N o rm an Fo e ste r编辑的《人文主义与美国》一书，其中收集有P.E.M o re、T.S.Elio t、白璧德以及其他一些作者的论文。论争甚至还蔓延到当时的大众杂志以及报纸上。纽约市的卡内基大厅曾经专门举行过一次有关“人文主义”的公开讨论，其中重要的演讲者就是白璧德，据说这场公开的公众讨论吸引了三千名左右的听众，这在30年代的美国无疑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1932年，白璧德出版了一本《论创造》的论文集。他去世之后，由他从巴利文翻译过来的印度教经典D h am m ap ad a（1936年）也出版了。书前附有他撰写的一篇有关印度教以及西方世界的重要论文。他的最后一本论文集初版于1940年，当时定名为《西班牙人的特性及其他论文》，95年再版时，书名改为《性格与文化：论东方与西方》。
白璧德经常受到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或者作家的批评。这些人包括Edm u n d W ilso n，H.L.M en ck en，Sin c la ir Lew is，E.H em in gw ay，R.P.Blackm u r，A r th u r Lo v e jo y，J.E.Sp in g arn，A llen Ta te和Jacq u e s Ba rzu n。这些名字显示出，那些恶意批评者并非都是激进分子或者进步论者。那些充满敌意和诽谤的批评损害了白璧德的短期声誉，一度遮盖了白璧德所信仰的那些东西，甚至使得为白璧德思想表示声援都成为一件有风险的事。白璧德忠告他的那些崇拜者使用他的思想而不需指出出处。这样的状况，白璧德思想的中国支持者同样遇到过。梁实秋在他所编辑的，并被他认为是自己为白璧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做的惟一一件事的《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就曾经发出过类似的抱怨。
不过，在白璧德的一些尖锐的批评者自己的著作中，也显示出所受到的白璧德思想的影响。譬如A r th u r Lo v e jo y的《存在的巨链》（1936）第十章就被认为明显受到白璧德批评浪漫主义观点的影响。有些作者虽然对于白璧德的部分思想持有保留，但对他的另一些思想则有一定的同情。有些甚至公开赞扬他的著作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他的观点。
白璧德在知识上最密切的伙伴、宗教哲学家摩尔（P.E.M o re），在个人友谊上也与白璧德保持着深交。还是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员期间，摩尔开始受到白璧德思想的影响。在后来的时间里，两人相互评价彼此的文稿和著作。摩尔在希腊研究和古希腊哲学、知识史、文学、社会思想和神学等方面都非常多产。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有6卷本的《希腊传统》和11卷本的《Sh e lbu rn e文论集》。从1914年－1934年，摩尔每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一学期课程。有关摩尔道德哲学的说明，这些思想同样与白璧德密切相连，可以参阅Fo lk e Lean d e r的《内省：P.E.摩尔的一个概念，以及与Ben ed e t to C ro ce的参照》（1974）。遗憾的是，这本小却重要的有关白璧德的学生们的著作，只能够以一种半私人的方式印刷出版，而且发行数量极为有限。尽管白璧德有着更坚强的个性和更具有生产力的思想者，摩尔在发展人文主义者的立场方面却贡献良多（当然，摩尔在宗教信仰上的选择，可能已经偏离了白璧德对于人文主义者的基本要求）。在其晚年，摩尔和白璧德的另一个学生T.S.艾略特一样，超越了白璧德而成为一个忏悔的（如果不是某些非正统的话）英国国教徒。
许多白璧德的学生都深感白璧德在他们自己思想发展中所产生过的巨大影响，以及他作为一个教师给学生们所留下的深刻印象。Au stin W a rren曾经写到，在课堂上白璧德给他的印象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终生难忘的”。而在Stu ar t P.Sh e rm an眼里，“你从来不会有一刻感觉到他是一个在学生面前卖弄学问的老师。你会觉得他就是柯勒瑞治、卡莱尔、佛陀，把这个世界丰饶的智慧倾注在你的脑子里”。T.S.Elio t最终批评白璧德不曾将其信仰特别扎根于基督教之中，但他同样证实白璧德对他的影响是深远长久的。“一旦成为白璧德的学生，终身再难改变”。W a lte r Lippm an在选修白璧德的课程之时，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个带有卢梭式的对于“人民”的信仰的人。最初他对白璧德反浪漫和反大众主流的思想很反感，但是，正如Lippm an n的传记作者R o n a ld Stee l所指出的那样，白璧德给他的影响是“抹不去的”。白璧德的思想对于Lippm an n的影响，从几年后他的学术专著《大众哲学》（1955年）中可以看出。那些并非与白璧德同一个学术领域，却也取得了学术声誉的许多学者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古典学者W e rn e r Jaeg e r赞扬白璧德在文献学方面的努力是“巨大的成功”。他的上述言论出自他的《人文主义与神学》（1943）第81页。
（按：文章中的一些文献资料，分别参考了R yn教授的新版《卢梭与浪漫主义》“序”、《文化与特性：论东方与西方》“序”、《意志、想像与理性》“原版序”和“新版序”以及若瑟尔·科克教授的新版《文学与美国大学》“序”，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