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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

2001-07-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邓广 我有话说
非西方核心国家的知识分子要想在西方核心国家学术界(美、法、德、英、意、日等国)获得思想家的荣誉,实在是件难事。或许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人来,如赛义德、哈维尔、伯林等。他们得到西方青睐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有很大差异,哈维尔、伯林延续和发扬西方文明中坚的价值传统,使西方文明获得了一次重新肯定自我价值的机会;赛义德表面上批评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观点,实际上是顺应了西方文明多元文化主义的新潮流。换句话说,他们的言说是针对西方学术界的,为之度身定做的,对生养他们的非西方国家的切肤之痛少有创见,或者说仅仅是把西方人开的药方顺手拿过来而已。

齐泽克与他们有相像的地方,也是以西方学术敲开了西方学术界的大门。齐泽克常常谈及自己的国族悲情,中国读者对于他这方面的论述可能更感兴趣,也许两者之间有着太多相像的社会经历,于是派生出共同的体验、共同的困惑、共同的思索。中国读者知道齐泽克的名字得益于单正平先生翻译了齐泽克讨论哈维尔的论文《逃离资本主义逻辑的尝试》和崔卫平教授对译文的指正。齐泽克早年的生活经历、政治哲学思想与哈维尔有近似的部分,也与中国读者的想像或实际经验有可沟通的部分,因此他对于哈维尔的读解其实是他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处于两个世界之间震荡的民族国家的自身困境的呈现。我们自己阅读后激烈的情绪反应无不来自那种深刻而又无以名状的内在隐痛。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 o j Z iz ek),1949年3月21日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卢布尔雅那当时是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1971年他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获得文科学士学位,1975年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系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981年在哲学系获文科博士学位,1985年获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方向的文科博士学位。从1979年开始,齐泽克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92年起在该校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教学。齐泽克常在世界各地旅行讲学,是大卫·洛奇《小世界》意义上的学者。他是巴黎第八大学心理分析系访问学者(1982-1983年,1985-1986年),还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心理分析与艺术研究中心(1991-1992年)、明尼苏达大学比较文学系(1992年)、新奥尔良的Tu tan e大学(1993年)、纽约的卡多佐法学院(1994年)、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1995年)、普林斯顿大学(1996年)、纽约的社会研究新校(1997年)、密歇根大学安阿伯校区(1998年)等许多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在过去15年里,他参加了250多个国际研讨会,内容涉及哲学、心理分析、文化批评。地点遍布世界各地。他是理论心理分析协会的创立者和主席。1999年起,他一直在德国西部威斯特

伐利亚地区的城市埃森工作,在那里的文化研究所中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并于2001年2月在这里组织召开了一个关于列宁的研讨会。对于齐泽克的才华,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赞许。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朱狄斯·巴特勒说,齐泽克讨论黑格尔和拉康就像他要呼吸一样,巴特勒就亲眼见过齐泽克谈理论一气儿不歇地谈了四个小时。齐泽克一开始谈理论就像上了舞台就不愿下来的表演者,或者说像吸食大麻成瘾的瘾君子无法控制自己的嘴巴。他喜欢当众演讲,口若悬河,听众则像被他施了催眠术一样。齐泽克著作甚丰,他用英文写作,然后被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齐泽克数年前就成为文化研究的重镇,他的许多文章列入了学生的必读参考书目。

现代艺术电影中无疑蕴藏了许多当下生活中个体生命的印记,齐泽克可能因此喜欢谈论电影。近年来,电影研究中占主流的心理分析范式受到认知模型和后理论的质疑,其背景是更大的文化研究的危机。在《真泪的恐怖:基斯耶洛夫斯基和未来》一书中,齐泽克超越了两种电影研究的理路,一种是从认知——历史的视角研究电影的方法,一种是常规电影理论。齐泽克认为七十、八十年代对拉康的读解过于简单化,现在可以从电影理论、文化研究、批判思想中重生一个拉康。通过分析基斯耶洛夫斯基的电影作品,他讨论了基督教、哥特式风格与我们生活世界中进步使者似的数字化主义的关系。基斯耶洛夫斯基被看作是处于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大师。齐泽克在许多著作中会谈到电影,电影的确是精神分析永不枯竭的阐释对象,观影机制中蕴藏着镜像结构;但是齐泽克对于电影的偏好可以追溯到他青少年时代的观影经验。他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他与父亲关系不好,父亲想让儿子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而齐泽克把时间花在读哲学书和看电影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能看到西方电影呢?原来当地有个习惯,电影公司把西方电影的一个拷贝保留在当地大学档案馆里。齐泽克曾回忆起那对他们简直是奇迹的实验电影院。“我们自由地观看好莱坞电影,欧洲艺术电影,每天一、两部,一周五天。”

他最著名的成就在于利用拉康重新读解大众文化。从齐泽克著作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拉康的影子。1997年,他编辑了本书,名字叫《虚幻的烦恼》(Th e Plagu e O f Fan tasie s)。虚幻(Fan tasy),拉康的精神分析术语,它指一个想像的情景或场所,在其中主体得以出现,并且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虚构地实现和完成某种欲望,即无意识的欲望。《难对付的主体》(Th e T ick lish Su b jec t),这里讨论了拉康也关注的主体,在拉康看来,自我(eg o)是想像的(im ag in a ry);主体(su b jec t)则与符号相关,它是分裂的,它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1971年,齐泽克完成了长达400页的硕士论文《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联性》,论文仔细讨论了拉康、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列维·斯特劳斯、德勒兹的著作。毕业后,他得到了一份大学教职,后来学术委员会认为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性不够强,教职给了另一个其他条件比他差些的申请人。齐泽克之后许多年没有工作,靠翻译德文哲学书和父母生活。1977年,他以前的老师为他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谋得一份工作。他偶尔辅助做些演讲,其他大部分时间由他做哲学研究。齐泽克在这时期撰写哲学论文,投到在意大利、法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会议往返旅费由中央会议支付。

齐泽克团结了一批当地学者研究拉康。接手了一个叫Pro b lem i的杂志,出版系列学术文选。1981年,他在巴黎居住一年,有幸见到许多心仪多年的思想大师。拉康逝世,其衣钵传承给了他女婿雅克·阿兰·米勒,米勒也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有人认为他简单化了拉康的思想,也有人认为如果没有他,拉康身后影响不会这么大。拉康,生于1901年4月13日,1981年9月9日逝世,他1926年起专攻精神病学,当时他与巴黎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圈子关系密切,是安德列·纪德、保罗·克洛戴尔、超现实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安德列·勃雷东、达利等人的朋友。我们知道,拉康后来建立、发展的理论可以有效地阐释这些艺术家们的作品。1953年,拉康发表罗马演说《心理分析中言语和语言的功能与范围》,其中阐述了对想像(Im ag in a ry)世界和符号世界之间关系的构想。人类现实的三大领域:符号、真实、想像。符号(Sym b o lic)世界,指社会的、文化的、语言的环境,它的力量和组织原则。真实(rea l),只是没有变成符号的东西,被排除在符号之外的东西,“绝对抗拒变为符号的东西”。我们通常说的“现实”是符号和想像的混合物,由于我们处在镜像领域里(Sp ecu lar R eg iste rs)。自我为我们的行

为提供理性化,所以它是想像的;由于我们周围大多数事物都有意义,所以它是符号的。米勒对齐泽克有重大影响。在米勒的帮助下,齐泽克在巴黎得到一个助教职位,支持他写第二篇博士论文,以一个拉康主义者的眼光读解黑格尔、马克思和Sau l K r ipk e,其部分内容后来成书出版,书名叫《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齐泽克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是拉康,但他把拉康的理论用于拉康漠视的两个领域:流行文化和政治。他应用心理分析和拉康的语汇,如投射(Pro jec tio n)、倒置(In v e rsio n)、真实(Th e R ea l)、象征(Sym lo lic)来探索当代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矛盾。他用刺激性的,当然也是生活的语言,来读解一切,从Pa tr ic ia H igh sm ith的小说到东欧复苏的民族主义。齐泽克的拉康不再是美国文学理论家手里那个充满模糊的不确定言词的深奥难解的导师,而是充满了政治性的机智和深刻的理性思辩。齐泽克改写了作为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拉康,他认为那是对拉康的歪曲,他提供的拉康更像是启蒙主义的当代激进版本的拉康。

齐泽克的大胆尝试在于综合了哲学的神韵与调侃的修辞,使这一知识分子的传统文体在今天再次得到发扬光大。特里·伊格尔顿在《伦敦书评周刊》上说他是“欧洲近几十年出现的心理分析研究领域最难对付的,也是最闪光的解释者,也是文化理论最好的阐释者。”

齐泽克的拉康捍卫启蒙主义精神,这使他有别于众多后现代当代理论家。早在他的成名作,也是最畅销的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目的》(1989年Ve rso版)中,齐泽克讲到两种当代理论趋向:一种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关于启蒙主义理念的怀疑;一种是德国理论家哈贝马斯试图用他的交往理性,为这些启蒙理念作辩护。当福柯和德里达在弥撒的不确定性和历史偶在的汪洋大海中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之时,哈贝马斯捍卫理性,理性现在根植在功能的共同体中的每个伦理的个体身上。齐泽克同意许多哈贝马斯的目标,但他从复杂的心理分析视角提供了关于人类思想和人类欲望的描述。与哈贝马斯不同,他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已经失调,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个分崩离析、充满矛盾也充满妥协的欲望和身份的混合体。理性主义的启蒙方案必须从认知这些基本事实着手。齐泽克是一个文体学家,文风不同于哈贝马斯的臃肿。齐泽克从我们周围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发现当代人的精神错乱的症候,阅读他的书,常常有一种切肤之痛。芝加哥大学德语研究专家Er ic San tn e r教授说:“他几乎单独复兴了黑格尔式的动态辩证法的思辨风格。他像康德那样是一位文化逻辑学家,从诸多方面揭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潜在的结构。”

齐泽克成长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他原来是南斯拉夫公民,南斯拉夫境内有民族20多个。据1981年的人口调查资料,斯洛文尼亚族175万人,占7.8%,是南斯拉夫第四大民族。南斯拉夫有三种官方语言,斯洛文尼亚语是其中之一。南斯拉夫原来有六个共和国,即塞尔维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黑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1990年4月到12月,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先后进行了多党制选举,结果有四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占了上风。在斯洛文尼亚,反对党联盟“德莫斯”获胜,组成了战后南斯拉夫历史上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

齐泽克对于近几十年重新流行的资本主义自大自恋情结及其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有过揭露。他在今年的一本新书中指出To ta li-tar ian ism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有着精确的战略功能。齐泽克展示了该词在历史上的使用语境,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呈现了这一关键词“家族相似”的网络特征。他认为关于极权主义的流行共识中,总是由下面四件事情之一界定的:最终的大屠杀、恶魔般的邪恶、古拉格、新近伦理宗教方面争取多元文化主义宽容的运动。解构主义者认为极权主义是思想的本体论终结或对于不能复归的人类存在鸿沟的拒绝。齐泽克倾向于认为,真正的邪恶既存在于To ta lita r ian ism的组成部分,更存在于自由民主主义对于To ta lita r-ian的指派权力自身。

齐泽克毕竟是游走在两个世界内外的受西方世界礼遇的文化英雄,他不担心基本自由生存权利的失落,他多产的著作、滔滔口才只是以不同形式在资本主义的文化脂肪上搔搔痒。作为聪明的学者,他向我们指出现代性无可逃遁的精神分裂特质,如果你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成员,必将卷入更多不可测度的漩涡;作为真实的个体,齐泽克自己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从齐泽克涉猎过的变化多端的领域看,他没有把学术简单包装成流行时尚商品贩卖,也没有渐离政治、摆脱社会责任、陷入纯学术的狭窄领域里;相反他不断试图把破碎矛盾的镜片兼收并蓄(不是缝合或掩盖裂隙),凸现我们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多样异质性,拒绝那些轻巧通达(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救赎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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