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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需要调整内容

2001-07-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蒙古族作家、文学史家特·赛音巴雅尔说: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文学也是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的文学,新中国诞生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更应该是这样。

有些高等院校,包括一些名牌重点大学中文系使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内容需要调整、增补和改进。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蒙古族作家、文学史家特·赛音巴雅尔同志,从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开始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方面的一些问题。

记者:你主编了系列三部文学史即《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个过程中你最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特:是尽量做到全面、系统、客观和公正的问题。因为被写进去的人都是我国当代作家,这些人都活着,不少人我都认识,是我的同志、朋友,有的还是我的领导,不好写,不好分档次。怎么办?我采取了“作品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是朋友,不是朋友;是领导,不是领导,就看作品,作品够标准,就写进来,不够标准,就不写。因为我们是搞学术的,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给读者,给历史留下一个比较准确、公正的东西,只有这样人家才能承认。三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那时候的人就没有非文学的因素或人际关系方面的框框了,就看作品了。所以,不能看眼前,要看未来,必须有历史责任感。

记者:对这系列三部文学史的前两部,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有开创性质,填补了文学史的空白。那么第三部即《中国当代文学史》与别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何区别?

特:其一、为了编好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我认真研究了在建国后十七年里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在新时期出版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学史》,我发现前者过分突出了从延安(老解放区)来的作家,而对白区(新解放区)来的作家,有些忽略了。后者却突出了白区来的作家,而对延安来的作家有点忽略了。我纠正了这两个错误倾向。其二、当前文学界内部分“这个派”和“那个派”,互相排斥,互相否定。怎么办?我不参与这个派别矛盾,我就是看作品,你的作品有文学史价值,不管你是哪一派的,我就把你写进来,并进行介绍和评价作品。其三、据我调查了解,在有些高等院校包括一些名牌重点大学中文系编著的各类中国当代文学史,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几乎都成了汉族文学史。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虽然写有汉族以外的满、蒙古等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但介绍和论述得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不够分量,在以多民族文学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未能占他们应占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记者:你把调查了解的情况能否谈的具体一些?

特:(笑)那就点名了,要得罪人了。

记者:没关系。学术问题嘛,允许不同观点同时存在,也允许互相争论。

特:《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书中虽然介绍和论述了满族作家老舍和他的作品,但不标明他的民族成份,更不从少数民族作家角度去介绍和论述。其实老舍的每篇作品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可以这么说,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族当代文学史。

记者:存在此类问题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有没有?

特:有。而且不是一部、二部。个别《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讲少数民族文学,只讲汉族文学。

记者: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特:我认为,这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不符合党的民族政策。因为: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文学也是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新中国诞生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更应该是这样。但是,五十多年来,有些高等院校包括一些名牌重点大学中文系给学生只讲汉族当代文学史,而不讲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关注和需要改进的问题。近几年,中央电视台策划组织的大型国庆晚会、元旦晚会、春节晚会以及其他大型活动,都唱“五十六个民族是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这是为什么?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有些《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为什么只介绍和论述一朵花呢?俗话说:“一朵鲜花再好看,也成不了花的草原”。只有百花盛开的草原才是花的草原。毛泽东主席早就教导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江泽民总书记也说过:“要努力发扬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这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主要保证。”他还接着说:“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

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全国的现代化。”所以说,只有汉族当代文学,没有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就成不了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换句话说,没有少数民族的当代文学就在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大花园里缺少一束美丽多彩的鲜花。

记者:存在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特:一是旧的观念旧的习惯势力起作用;二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正确估计和认识,也就是说,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正确的估计和认识。当然,这不是故意的,就是缺少这种意识。

记者:介绍和论述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代表作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没有?

特:有。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高校中文专业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修订版、分上下册),王庆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文学史较好,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和公正,书中还介绍和论述了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和作家。但我认为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少数民族作家的介绍和对他们代表作品的论述,不太系统,分量不够。二是把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史诗、民歌,当成当代文学作品来讲,这只能证明少数民族的文学就是民间文学的错误观点。其实,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写的优秀作品很多,没有必要把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嘎达梅林》、《阿诗玛》、《格萨尔》搬出来。我们现在所说的当代文学就是当代作家文学,这个原则对汉族也用,对少数民族也用,绝不能讲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时,去讲古代或近代、现代的民间文学。

记者:还有什么情况?

特:个别《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把汉族作家写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也当成少数民族文学来讲,这不仅概念上糊涂,而且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记者:为什么?

特:如果这种概念这种理论是正确的话,那就应该把意大利人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来讲,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来讲(笑)。

记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特: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那么容易,要改变旧的观念,要打破旧的习惯势力,要采取有力措施。这不仅是对过去使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内容进行调整、增补和改进的问题,而且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问题。我认为:这样做对国家的统一、对人民的团结、对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实现,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记者:从新闻媒体的报导和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看,都认为你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和公正。

特: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二十多年,很多当代作家(除五、六、七十年代去世的作家外),我几乎都认识,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我的同事或领导,我对他们比较了解,不仅了解他们的作品,而且也了解他们的人品;在作协工作各种资料也多,信息也多。这个优越条件可能使我写得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和公正。我想:这种优越条件,有些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授们是没有的。但他们也有优越条件,那就是把自己掌握的东西给他们的学生,年年讲,反复讲,不断提高,不断完善。这种优越条件和时间我是没有的。

记者:能否举个具体例子。

特:可以。我刚才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成教授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没把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研究成一种体系或一种存在,写进他的文学史,这是一个遗憾。但是,其他方面,如:把堆积如山的当代文学史料,把各种各样敏感棘手的问题,积极地稳妥地进行概括、梳理,然后条列化、理论化,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值得赞扬地方。

记者:1997年3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首发式暨系列三部文学史的研讨会上,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唐达成同志以《苍翠葳蕤·永远常青》为题发言,说:“这部书对1949年建国以来四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做了全面、简洁而又准确的梳理、介绍和论述。为一切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概况和轨迹的同志,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这确实是为文学界办了一件大好事,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他又接着说:“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视野扩大,涵盖丰富,相当全面,远远超出了其他介绍当代中国文学的著作。我还特别欣赏的是,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少数民族作家做了较认真、较全面的介绍和论述。这是一个主要特点和优点。”

特:我想说个情况,有一天,我到唐达成同志家,向他请教,征求意见。他对我说了很多,但中心意思是,对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盖棺定论,别说是你,就是像我们这些人都不好说,不敢说。不过,我听了他的话,没有泄劲,反而决心一定把这本书编好,出好。其实,我到唐达成同志家时,《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的稿子已基本定稿了。那是1996年的12月。所以,没过几天就发稿,没过两个月就出了书。书出来后,我就给有关领导及文学界的权威人士送去,听他们的意见,并邀请他们参加首发式暨研讨会。我把书送到唐达成同志家时,他有点惊奇,说:“你前几天来我家征求意见了不是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关于你的会,我参加不参加,发言不发言,我看完书后才定。”过了三、四天,唐达成同志给我来了电话,说:“你主编的书我看完了,觉得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和公正。看来文学界的两派都能接受。我算佩服你了。你的会我一定参加,而且要发言。”

记者:我刚才说的,就是那天的发言。

特:那天,唐达成同志讲的很多,他的发言稿,《北京日报》记者当时就拿走,在《北京日报》上发表。1999年8月,《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修订版,作为国庆50周年献礼图书出版时,我把唐达成同志的那次发言稿,经他本人同意,作为代序用了。

记者:这好。

特:刚开始我对唐达成同志的那种态度有点不理解,但后来通过实事,我对他的为人为文的品德不仅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他产生一种十分崇敬的心情,他是一位不看作品不发表意见的人。这一点和当前不看作品还能评论个半小时的所谓“评论家”完全不一样。他是个真正的评论家,有责任感的评论家。他去年不幸病故了。他是我的好领导,好兄长、好朋友,我非常怀念他。

记者:听说您再次修订《中国当代文学史》,有这个事吗?

特:《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后,特别是1999年8月作为国庆50周年献礼图书修订出版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读者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广泛流传,很受欢迎。书已经售完。民族出版社最近找我,让我再次修订,他们再次出版。

记者:你答应了?

特:答应了。因为,在社会上虽然评价很高,但我自己觉得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再次修订。

记者:你打算修订哪些内容?

特:增补一些新的章节,一是增补介绍和论述香港、澳门、台湾的重要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的章节;二是增补介绍和论述上次修订时漏掉的重要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的章节;三是增补介绍和论述建国以来文艺批评和文学思潮的章节;四是文字上进一步修饰。

记者:祝你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二次修订版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

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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