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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一个名叫“奥德赛”的火星探测器搭乘“德尔塔”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天中心顺利升空；
●4月29日，原美国宇航局专家蒂托终于圆了太空梦，成为第一位访问国际空间站的太空游客； ●人类正在谨慎但是坚实的迈向外层空间。 据说在和平号空间站实施人工坠毁之后，一些拍卖网站上充斥着假冒的和平号残骸。比如eBay网，很多人在这个网上的拍卖点贴出了很多假残骸的图片。搞得该站的发言人不得不站出来说上几句。这也难怪。和平号的升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科学的、政治的——开始，它的坠毁自然也备受瞩目，收藏一件残骸当然是一件极有纪念意义的事，此中蕴含的“商机”就像一个巨大的馅饼从天而降。抛开恶作剧甚或欺诈行为的动机暂且不表，假冒伪劣的太空纪念品都能引得人心动行动，公众对太空的兴趣已可见一斑。但这只不过是个开始。 4月7日，一个名叫“奥德赛”的火星探测器搭乘“德尔塔”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天中心顺利升空。美国宇航局（NASA）的人们希望借助它嗅到火星上是否有水的气息和生命的痕迹，还有一些人则希望看看未来的家的模样；4月12日，人类首次进入太空40年的日子，太空英雄加加林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4月29日，原美国宇航局专家蒂托终于圆了太空梦，成为第一位访问国际空间站的太空游客。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我们头顶的天空再也没有寂寞冷清过。4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在一次又一次飞天行动中，宇航员是最引人注目的主角。不过，在光荣与梦想编织的光环背后，宇航员们另有一番甘苦则是少为人知的。 当宇航员从失重状态返回地面在重新“脚踏实地”、与家人团聚的同时，他们还要经历另一场痛苦，这一点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察到，倒是一位地面上的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秘密。Paul.LMcNeil博士是来自乔治亚医学院的细胞生物学家，他在今年四月间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宇航员重返地球的时候，会发生肌肉细胞损伤。但他说，人体本身具有自我修复的系统，而这种“细胞在修复其表面损伤的过程很像修理工对付一个漏气车胎：用一层膜补在受损点上”。McNeil首先在一些简单的生命上确认这种修复过程。目前，在NASA的支持下，他正在测定这是否在更复杂的生命形式中仍然有效。 据McNeil称，在太空中，身体的主要肌肉群会处于失重状态，人只要用小手指推动任何什么东西就可以从太空舱的一头漂到另一头。这看起来很轻松，但此后的感受可就不那么美妙了。因为肌肉软组织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环境。当宇航员返回地面，肌肉重新处于重力条件下，尤其是在做下楼或下山之类的运动时，就会同时伸展和收缩肌肉，其结果就是造成肌肉细胞膜的微小损伤。他推测，运动员的肌肉疼痛可能就是这种损伤的后果，损伤引起发炎，从而造成疼痛。他还认为，肌肉萎缩症的因素之一也正是严重的细胞损伤。 有了三年的时间和NASA差不多90万美元的拨款，McNeil正在利用激光去刺激老鼠以模拟宇航员返回到重力条件下时发生的损伤，然后记录下修复过程。McNeil表示希望能在分子水平上理解这种修复是如何发生的，因为那样一来，在需要的时候，人们就可以促进这种治愈和修复的进程。这对于宇航员或是其他患有严重肌肉损伤的人们来说无疑将是一件幸运的事。 McNeil的研究为往返于地球与太空之间的使者们加了一道健康的围栏，但还有一种健康常常被人们忽略，而美国的一项调查结果为这层隐忧提供了数字证据。 去年10月，美国研究人员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和平号”空间站里，美国的宇航员不像他们的俄罗斯同伴们那样快乐，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条件也不甚满意。研究人员说，这可能是由于在和平号空间站里有两位俄罗斯宇航员，只有一位美国宇航员，在数量对比上，后者显然是“少数派”。研究人员还发现，在情绪健康调查中，地面工作人员所获得的分值要比太空站的人们低。 加利福尼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NickKanas是论文的第一作者。他从事与群体行为以及太空飞行有关的心理研究已有30多年了。据他披露，这项研究开始于一纸与NASA的合同。研究人员们在1995－1998年间对13位宇航员和58位飞行控制人员进行了每周问卷调查，从中获得了大量数据。这些问卷是按照标准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设计的，其中的问题包括让被调查者评价他们目前的情绪状态以及他们与小组其他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研究人员根据所获得的数据运用统计方法去对比美国与俄罗斯宇航员、飞行人员与地面工作人员的分值。 据Kanas披露，从调查获得的总的情况来看，美国人不像他们的俄罗斯同伴那样对小组的关系和工作环境感到满意，他们说很少得到来自领导者的支持与指导并抱怨更大的工作压力、更少的自我发现机会等等。Kanas认为对此最有可能的解释便是，飞行小组总是三个人，其中两个来自俄罗斯，指令长也是来自这两者之一。“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不平衡。指令长总是俄罗斯人，使用的语言总是俄语；和平号空间站的操纵杆也总是握在俄罗斯人手中”。两国人不同的工作形式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会觉得他们与来自异国的合作者们总是干不到一块去。“俄罗斯人更多地是从地面专家那里获得建议，而美国人则遵循手册上的指导行事。” 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去研究地面控制人员与太空飞行人员的差异，Kanas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也是第一次。他们发现，地面控制人员比飞在太空里的人们更感觉紧张、疲劳且有更多挫败感。不过，Kanas也指出，在回答相同的问卷时，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即非NASA人员）表现出的挫折感要比宇航员或地面控制人员都更糟糕。Kanas认为这可能是从事太空行动的人们比普通人更能抑制他们的情绪反应或是以低调方式处理他们所遭遇的问题。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工作在太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要比工作在地面上的人更有成就感，Kanas认为这可能也是宇航员们所获分值比地面控制人员以及普通人高的原因。“太空飞行的成员正在完成一个梦想，在从事他们一生中最想做的事。”Kanas如是说。而且，宇航员可能将他们的负面情绪转嫁到地面控制人员身上。比如他们可能认识到对同行的伙伴发火会使整个飞行计划陷入危险的境地，不过在地面他们却找到了合适的发泄对象。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所得出的结果支持了这种解释。有鉴于此，Kanas给NASA提出了几条改善情绪与心理环境的方法。 每次送入太空的成员要在三个以上，并且确信不会有单个的人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是被排斥在其他成员之外的。“三人小组从社会心理学上来看是一个不稳定的数字，尤其是当其中一个处于明显的少数时。”不幸的是，三人小组看起来是合乎标准的，至少对于国际空间站的早期行动来说是这样。原因其实很简单：空间站所设的逃离舱仅能容纳三个人。而在小组成员没有增加之前，Kanas建议小组负责人的角色应由三位成员轮流担任。 在小组成员的选择方面，Kanas也提出了建议。“选择那些习惯于与不同文化的人交往并且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宇航员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选择一位不仅能应对整个行动所要完成的任务，而且能处理同行伙伴们情感需要的人做指令长。”除此之外，Kanas还建议NASA应该让宇航员们在飞行之前就对漫长的太空行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可以在起飞之前进行一些预飞演练，以帮助成员们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内聚力。 Kanas的研究公布于去年10月。那个时候，和平号还在茫茫太空骄傲地飞行，尽管超期服役的它在完成某些任务时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尽管那里也曾发生种种摩擦和不愉快，但在过去的十数年中，那里始终牵系着人们关于梦想的渴望。也正因此，当有一个飞往和平号的机会来临的时候，美国人蒂托甚至不惜付出2000万美元的代价。由于和平号实施人工坠毁，蒂托的目的地改在阿尔法国际空间站。对于曾任NASA专家的蒂托来说，此番行程的意义可能要比普通人来得更丰富。而对于太空飞行来说，蒂托飞赴阿尔法空间站的举动则意味着普通人其实也能进入太空，而不一定要有非凡的体格。 不过早在蒂托飞赴国际空间站之前，美国的一群中学生已经在以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太空飞行计划了。从去年三月开始，来自美国17个州26所中学的学生们参与了一项由NASA马绍尔太空飞行中心实施的计划，帮助测试地球与空间站之间的通讯系统。学生们通过因特网同宇航员们进行实时交谈、相互交流，而他们的心中则期望着亲身参与太空科学试验的那一天。由学生们参与太空计划是马绍尔中心工程师Bob Bradford的主意，他在马绍尔中心的工作是负责监视与空间站之间的声音及视频通讯。需要测试的复杂的通讯网络依托于由马绍尔中心开发的一整套计算机系统。利用它，地面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可以接收来自空间站的实验数据并对此发出指令。它还使研究人员无论身处何地都能通过共享WindowsNT工作站去观看和参与这些实验。系统从空间站接收和发送的信息包括图像、数据、音频、视频等。据Bradford透露，学生对此项计划很有积极性，而最终促成这件事的则是数十位中学教师，他们曾于1999年夏天在马绍尔中心作为期两周的访问。当Bradford说到他正在寻找测试地点以改善空间站与地面之间的通讯系统时，教师们都“很兴奋并喊道‘我们来做，我们来做！’”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中学化学和生物学教师Adele Quintana说，这项计划使学生们重新“恢复了热情，学生们会问一些与科学和太空计划相关的问题，他们直接参与计划并且乐在其中。”另一位物理教师EdRoberts更是补充说，参加这样一个行动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次机会，“一次让他们闪亮的机会”。因为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孩子们对他们的教师充满感激。对空间站里的什么都感到好奇的蒂托在返回地面后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次太空旅行感到非常高兴，我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这比任何事情都更令我欣慰。”对于蒂托而言，阿尔法空间站让他圆了儿时的梦想，而对于那些中学生来说，那里也许将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无论是阿尔法空间站，还是火星，还是太空里的任何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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