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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在当下的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一门引人瞩目的“显学”，它以其无所不在的形式和无孔不入的方式强而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重塑着我们的时代，因此，探讨和研究大众文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大众文化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和必然性。最初的大众文化来自于我们过去谓之“文化沙漠”的港台文化和海外华文文化，例如当时风靡一时的连续剧《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琼瑶、三毛、席慕容的爱情小说和散文、诗歌；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等等，这些东西填充了当时的文化空间。直到90年代初《渴望》的播出，才标志着中国内地的大众文化生产开始进入了主动性和规模性的阶段。
近年来，大众文化受到知识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它甚至开始被称为一门“显学”。这样的提法是否有学科上的根据？今天的学术界对大众文化是否有确切的定义？大众文化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评论家孟繁华首先提出“大众文化”概念：“五四”以来的大众文化和我们今天所谈的大众文化内涵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诉求也不一样。“五四”时期提倡大众文化，是要反对贵族文化、封建文化，建立一个新文化；二三十年代出现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红玫瑰”等是另一种形式的大众文化；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我们国家事实上进行的是一场整体的民族动员，就是说既反对了旧文化，同时也对知识分子的文化进行了“转译”。这个选择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诉求，就是要用活泼的、朗健的、透明的大众文化进行民众动员，就是要把知识分子说的那些民众听不懂的话转成民间能够听懂的小二黑的话、白毛女的话、王贵与李香香的话。那个大众文化不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大众文化。实际上，中国是到了90年代以后才真正出现了所谓的大众文化，用弥尔顿的话概括：大众文化是“通俗的、一次性的、消费的、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诙谐的、色情的、机智而有魅力的”。
西方的十九世纪中期，在社会分层的过程当中，一批精英知识分子看到通过工业化而兴起的民众阶层，他们感到了一种身份的危机，因此他们开始着意确立一种精英文化。精英文化确立的时间恰好是大众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所以说精英文化产生是与大众文化的形成相伴随的，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谈起精英主义立场或精英主义文化的时候，它的对立面就是大众文化；只不过到了90年代，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大众文化和精英主义立场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最初的理论资源。
大众文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形式，它是以满足人的最基本的原始欲望作为它主要的动机，我们经常说的SEX和暴力是大众文化的主要表意形式，80年代地下生产的文化产品和地摊儿上卖的基本上都是以这些东西作为主指的。尽管如此，孟繁华认为开始的时候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攻击有一个错位：我们还是按照知识分子的那种关怀或者审美批评的方式来要求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众文化它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市场利益，这是它惟一的诉求。这和过去精英文化所要表达的东西，像深度思考、终极关怀等等诉求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当时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并没有构成一个有效的批判，包括1993年到1995年中间的“人文精神”讨论，实际上是一个失效的批判。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抓住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王朔。为什么王朔在80年代已经开始创作了，而到了90年代他才开始被大众所注意？因为80年代是精英知识分子和主流文化的“蜜月期”，他完全被这个“蜜月”给淹没了。再如音乐界，当年，崔健的那首著名的《一无所有》是和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同台推出的，然而，郭峰的那种人类性和宗教情怀把崔健的这种所谓街头文化的个人性、时尚性完全给淹没了，这与王朔是同一个道理。
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作为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被确立之后，大众文化的规模生产才有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大众文化得以蓬勃兴起。90年代是大众文化的狂欢节，而精英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却在这个时候不断地退至边缘。
北大中文系讲师贺桂梅认为，90年代以来对大众文化存在有两个极端的态度，一个是精英主义的蔑视、敌视；还有一个反过来，就是绝对的认同，这后一种观点以“后新时期”为代表的比如说后现代主义为最。这两种态度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把大众文化当作一个文化等级当中的一部分，比如精英主义把大众文化当作次一等的文化；后现代主义虽然表面上模糊了所有的等级，但实际上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它是反过来的，它认为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有价值。
在60年代的欧洲就有重新讨论经典的活动，学院里面的教授们坚决要维护经典，另一些激进的青年就要求重新解读学院精英们建构起来的经典，恰恰也是在60年代，霍尔等伯明翰大学的一批人提出，被学院传统所压抑的街头文化——摇滚、朋克、同性恋、吸毒、广告为什么就不能够被研究？它们是生活的常态。于是，有人就开始解读这种文化现象，它背后显然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大众的就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不等同于大众文化，只有进入到后工业时代，能够批量生产的，能够复制的，能够仿真的，能够走向市场的，这些才是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是要界定清楚的。精英主义的立场显然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等级概念。严肃文化、高雅文化是高一级的，大众文化是低一级的，高一级的文化对低一级的文化具有支配和统摄功能。但是，在90年代以后，特别后现代主义出现以后，大众文化则变成了一个类型概念，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不同的类型，它们从等级关系变成了类型关系，从一个支配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平行的关系。
同时，大众文化培养了它自己的一种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反过来会有更多的需求，这种需求又会带动大众文化市场。比如《大话西游》，它把许多学生培养成了这种品味，然后，他们还会要求类似的产品出来。这是一个复杂的运作过程。即使是精英文化，它本身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不是天然的存在这么一个群体，这是所有文化共同的特点。
大众文化的消费解构了很多传统文化中原始的价值和我们认定的精神需求的东西，这种过程产生两种变异，一个是进入者变了，进入者带着一个设置的框架进入，他自然有一种无法逃避的文化设置；另外一个就是被关注的主体也在变异，他们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成为虚假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商品的一种形式。
大部分知识分子似乎被汹涌而来的大众文化的浪头一下子打蒙了，他们更多的是去解读大众文化、注释大众文化，但真正对大众文化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并不多。
讨论大众文化，不是要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合法化，而是要反省，这样一个等级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可以以什么方式打破它，这是作为艺术家或是学者，应该有的一种“知识分子的意识”。大众文化建立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它通过《渴望》建立的让民众对日常生活的渴望，同时又是一种传统的女性角色或性别秩序的社会。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是因为大众文化主要作用于人的无意识层次的欲望，或者是一种常识系统。这就是大众文化的特征，它那种意识形态是隐藏在背后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来研究大众文化，要分析它后面的东西，要分析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把我们的现实这么合法化，然后它占据这么主流的地位。
90年代以来在国内兴起的“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大众文化普泛化之后的一个结果，“文化研究”的优势或者说它自身的生长点在哪里？它在中国学术界的状况是怎样呢？
贺桂梅认为，文化研究基本上是国际学院之间互动产生的一个结果。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批评界面临着一种话语枯竭，同时又是大众文化的崛起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大家都在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是50年代后期从英国兴起的，它最初的倡导者是英国的左派，他们希望寻找一种新的革命的可能性，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了社群文化和工人／青少年的亚文化以及各种各样流行文化现象中，他们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大众文化，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纳入到研究视野里。80年代，这种研究方法传到美国，后来经过澳洲，再经过台湾、香港传入中国内地。这样一个理论旅行的过程影响了一部分人，于是，一批希望寻找一种对大众文化构成有效批判的人开始专注到这个领域内。
孟繁华说，文化研究为中国的批评界拓展了另外一种话语空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资源。文化研究诉诸到理论框架里面应该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而不是像过去精英主义立场一揽子解决问题，只要是你大众文化我就要批判，这是不对的。有时候不是激进的、暴力的方式就更有力量，有时候用另外一种更文明的、更温和的方式可能更有效。目前，国内的大众文化研究逐渐地走向成熟，北大的学者们是一个研究中心，戴锦华的文化研究做得非常地道；华师大也带动了一批人。但是，孟繁华同时又提出疑问，当60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形成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很边缘的，学院的经典教育完全是主流；但是，文化研究一旦登上中国本土，它的误读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现在好像文化研究是个时尚，谁要不做文化研究就像当年不谈后现代、不谈后结构、后殖民一样，今天谁要不谈文化研究，谁就变得没有文化、不时尚、不先锋，这种极端的态度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人需要特别警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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