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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将有新突破

2001-08-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我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料极不完善的条件下,一项旨在建立相关史料交流平台的研究项目已全面启动。2001年8月11日,以该项目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这一项目的研究在目标、制度、人才、观念上的一系列创新之举将给目前中国科学史界带来积极的影响,必将推动国内科学史研究从单纯考证向综合研究、从内史向外史的学术转型,也将为迫在眉睫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料的收集储备工作奠定基础。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之一,是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者进行的一个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是第一次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实施。自2000年立项以来,现已启动全部二级课题。按计划,将在2003年6月前,建成资料中心和数据库,相继完成二级课题的专著、史料选辑和论文集。研究成果将汇集成《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丛书》出版。丛书主编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陆甬祥院士出任。

正视历史,很多专题不容回避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主要是1840年以来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生根和发展的历史。按照国际惯例,有很多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关于“殖民地科技”的问题就是一例。

例如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是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建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而现在的大连物化所前身则是日本满铁中央实验研究所,在20-40年代是亚洲最有名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研究怎样在工业化学方面开发东北的资源,像煤的液化等。这在当时国际上都是最先进的。但由于日本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掠夺中国,因此相关方面的研究,日本是回避的。而在我国,如果按照传统的以记录成就为主的科学史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被忽略的。而且,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作为殖民者的外国人会为中国的科研打下什么样的基础这种提法,还很难接受。自从南京农业大学的曹幸穗教授做了满铁在中国的研究对江苏农业经济的影响后,相关的调查资料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和自然史所的韩建平研究员把共同收集的资料汇编成册,共30本,将在明年出齐。此外,还有法国在上海、德国在青岛建的科研机构等等。这些问题在以前的研究课题内是没有的。在这次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将以日本在华科研机构为主,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除此以外,以前回避的“科技界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对科学的批判等敏感问题也被设计到研究项目之内。

据了解,这次启动的专题有三十余个,涉及近代科学体制化、科技规划与政策、科技奖励制度、科学家集团的形成等26个课题。

目标创新,留住易逝的历史

按照传统的治史方法,在课题研究之后会出版以学科史为体系的丛书。多年以来,已形成一定体例,往往面面俱到地描述成就,成为研究成果的汇集总结。但在国际科学史界注重实证研究的趋势下,这种研究方式已经不是主流。

因此,“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就在三十余个专题研究项目的基础上,同时开展基础建设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即抢救、收集、整理、研究重要的历史资料,并建立资料中心,以期为今后国内外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搭建一个平台。

史料将做成两个数据库:一个是为课题基本研究准备相关资料的数据库;另一个是近现代科学家数据库。后者以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为主,从今年4月开始,自然史所着手收集他们的著作、传记、手稿、照片等资料,还有一些国家科学规划等文献,从这些珍贵的资料中可以反映出我国科学家队伍形成、演化的轨迹。

此外,还有口述史的整理工作。对于科学家的访谈主要围绕着他们学术生涯上的关节点、成长历程等几个方面进行。而对于中国现代科学史上重大事件的访谈,现在正在进行的有两个:一是参与“两弹”研制的科学家的重要访谈;另一个是五六十年代参与合成胰岛素的关键人物。整理结果可以作为史料在报刊上发表,如果成熟的话,还将用口述传记、集体传记的形式成书出版。

学术转型,实现科技研究的再建制

西方的科学技术被引入中国以来,一直承载着国家兴亡的历史重托。从最早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科教兴国”,对科学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用”的基点上,但从未就科学技术的本质来回顾科学史。

因此,这个综合研究项目的落脚点就在于研究科技本身的特性。要通过科学和社会建构、科学和社会互动、科学和政策等方面的关系,促进国内的新的STS研究,尝试西方在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史等领域走过的道路。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自然史所一直在探求更新科学史研究的观念,努力与国际接轨,实现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再建制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这一项目正是上述努力的一个实验场和助推器。正如自然史所刘钝所长所说:“我们现在科学要进入世界前列,一定要把过去这50年走的路摸清。通过这个课题研究,带动研究产品的转向:从古代到近代转向、在方法上从考证式的过渡到综合式的、从单纯内史的过渡到社会史的、思想史的、文化史的,从单纯的科学的历史的研究到战略性的以历史学为基础的科技史的研究。”应该说,这种观念上的变革,也许比项目本身更有价值,也是本项目最让人关注之处。

在研究人员选择上,结合“知识创新工程”中的人员创新一项,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同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课题主持人。力求打破学科范围的局限,将事业扩展到历史学、政策领域,乃至经济、文化等方面。首席科学家张柏春和王扬宗两位自然史所研究员都在40岁上下。他们除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之外还要承担各个课题的协调工作。课题主持人则带领来自各个领域的课题成员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承担课题的专家和研究生近百位,分别来自全国15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其中,自然史所内外的成员各占50%。

在操作方法上,也与以往不同。改变了旧有的各领资金,分头写书的方法,采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实验室研究范式,利用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共同讨论,分工合作,从多个角度解决综合的科学史问题。

史料收集,期待社会各界支持

尽管项目顺利启动已近一年,但随着工作开展,很多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

首先是有些专题列出来,但乏人问津。

另外,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由于我国的档案系统不完善,很多资料都散失了。自从4月份在两个研究刊物《中国科学技术史料》和《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刊登了征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相关资料启事以来,虽然已有很多热心的科学家自己提供资料,但影响范围还不够大。项目负责人表示希望借本报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我国的科研机构、科学家呼吁,希望人们慷慨提供有关文献、文物,让历史不在我们这代人手中留下尴尬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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