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在报社工作，晚间读夜校学俄文，在班里结识了画友钟灵。他经常在下课后，随我到报社，帮我画刊头，写美术字，这是他的拿手功夫。画完常去喝酒。他是货真价实的“酒徒”，但好酒却不使气。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俩合作漫画，多在他家。一开始，准备纸笔之外，又备酒和肴。作画完成，立即移席摆酒谈心议事，待到微醺，舌头发硬，眼皮发沉，才收拾了去睡，这已成惯例了。现在我们都已年逾花甲而近古稀，他酒瘾如故而酒量却一年不如一年。十年前，我不幸丧妻。春节时，他和丁聪、戴洁、白景晟、韩羽、狄源沧各携菜酒，陪我共度佳节。钟灵才喝不足半斤，便烂醉如泥。我们把他抬到床上仰卧，让他怀抱一张小板凳，放上几个酒瓶，然后列队在一旁垂首站立，请老狄拍了一张未亡人《遗体告别图》。记得侯宝林曾来，因事早离，未参加此盛典。1986年，我们两人为《邓拓诗文集》这本书画封面。他起了个草稿赶来，两人商议改画加工。饭后天已全黑，画是明天必须交稿的，时间紧迫，他却说：“喝两杯再动手。”我说：“喝得晕头转向，可画不好。”他说：“一分酒一分精神，没事！”我只好让他喝两杯，接着还要，再添一杯。只见他说着说着，就溜到地上，躺下了，鼾声阵阵。我无可奈何，叹了口气，把他扶到床上。这画，只好自己动手了。待到清晨两三点钟，他醒来见灯光通明，忙爬起来抢过笔去。这时他已清醒，两人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按期交稿。
今年七月，我从深圳回来，听说他生病住院了，患的是脑血栓，嘴歪了，说不出话。我和谢添约好同去看望。我先到，找到他住的病房时，只见他正坐在椅子上，和同房病友放开嗓门在说话呢。回头一见我，忙把椅子让出来，推到电扇下面给我坐，高兴得嗓门加大几分。他刚做了一个疗程，嘴已得改正，待谢添来到时，已说了一大阵话了。脑血栓，这病非同小可，他却笑着说：“栓别人行，栓不住我！”但他也明白，这病对他是个警告：不能再喝了。他曾有几回戒酒的纪录，也几回摔断腕骨和肋条，然而“屡教不改”，足见酒的诱惑力之强，非得把贪杯的嘴弄歪，才使人惊悟。
话说回来，被酒迷得如此之深者，究竟极为少见。酒能醉人，几杯下肚，酒力使人层层卸甲，裸现真心，倘非有诈，这样把人间隔阂化开，距离拉近，却是常情。我在天津遇韩羽，上海见张乐平，都是杜康介绍相知的。50年代初，华君武是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我是他属下组员，两人喜欢夜间跑到报社左近东华门大街旁的小吃摊上喝酒，无话不谈。后来组里人员增多，机构扩大，事情一忙，再也没去了。后来他调到美协，更少见面，但小吃摊上的旧情仍在，有时去他家，往事重提似的，端上酒来，接着谈下去。
有一回，姜昆相邀，到他家吃饭。进门一看，范曾和王景愚已在座，都是我们朝阳区团结湖的近邻。原来有人送他一瓶法国白兰地，听说价值120元，姜昆舍不得喝，便招我们来共享，举行开瓶大典。事情平常，但觉得有趣，每人只喝两三杯。酒味如何，早已忘记，但一想起来，还油然为之神往。
在酒席上，中国有多助兴的游戏。古时行酒令，是文人的习俗，没点旧学是行不来的。我们常见的是划拳、击鼓催花和碰球之类的谁都会的玩法，联句就难一些。最流行的是划拳。现在的饭馆，尤其是高级些的饭店都有明示：禁止划拳。因为划拳喧闹扰人，许多人又常闹得放浪形骸，令人生厌。倘在家里，或其他不扰人的场合，划拳是很有趣的，能使人乐而忘形，备增酒兴。我是不赞成硬灌人酒的，通由自便，只钟灵无此自由，他喝得差不多，我就会下禁令，所以他在我家吃饭，夫人马利最放心。
老伴陈今言去世后，我终夜失眠。因不愿常吃安眠药，便以酒烧心，趁微醺入睡。久而久之，养成睡前饮酒的习惯，一至于今。现在喝的是度数最低的黄酒，饮量也有限，取其利而避其弊，是合乎养生之道的。
不久前，山西人民出版社惠寄几本《杏花村酒歌》来，集的是古今杏花诗章，其中有我的一句，当然不是诗，仅四个字：“大闻酒名。”那是1984年7月，我到杏花村酒厂参观时，厂党委书记迎了出来，经介绍后，他笑对我说：“久闻大名，”我也笑对他说：“大闻酒名，”引众人一笑，这四个字就是这么说出来的。书记一高兴，赏我一大杯汾酒陈酿，至今仍留酒香。
我从事造型艺术创作，不善于写文章，要写只限于叙事，毫无文采。祖光大师嘱写以酒为题的文章，不敢有违，写出的无非是因为酒引起的一些片断回忆。文中对钟灵兄有失敬处，我和他是三十多年挚友，知他为人宽厚，不会怪罪，才敢放肆挥笔。但我还得先在此道歉。倘他看后能从此滴酒不沾，我给他磕三个响头，也心甘情愿。
（摘自《独白——中国名人自画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本文作者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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