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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站里的硕士论文

2001-09-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何 民 我有话说
这是一桩真实的事情,时间在2000年4月下旬,地点是北京城的一处废品站,离北京师范大学不远。当我看到成捆成摞的写着学位论文的资料袋在废纸上堆得像小山一样——都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我实在是非常惊讶,尽管我早就知道新书直接从出版社或印刷厂原封不动地送到废品站本是现在常有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我还是为之震惊了,因为这些毕竟不是已变成铅字成千成万复制的文字,也不是一般的资料,而都是青年学子的心血结晶,有的是手写的,可能还是孤本;要是被化成纸浆,就从世界上消失了,连一声再见也留不下来……

翻检着这些论文,我想要有能力的话一定都把它们买下保存起来,无奈空有闲心而没有余力;虽说有收购几麻袋旧照片成为收藏家的美谈佳话,可目前却不会有哪位收藏家能看中学位论文,那也毕竟不是我辈可以做得了的事情。在万分感慨之下,我只能捡了一册硕士论文留作纪念,也算不枉这一桩奇遇。惟有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多的学位论文从何而来?不可能是出版社,也不会是印刷厂,难道会是学子们的母校?是它们不需要了,是它们如同母亲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了吗?

我手上的这册“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论文”落款日期是1991年5月14日,主人是88级文科哲学系的黄祥云,学科专业是自然辩证法,研究方向是化学哲学,指导教师是张嘉同,论文题目是:牛胰岛素事件及其科学社会学研究。当时面对成山的论文卷册,捡起这份放下那份,看着什么都好,而我只能择其一、二,真是左右为难很费思量。最后选中这份,就是因为“牛胰岛素”,我知道这是一个大题目。

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华沙欧洲生化会议上宣读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论文,作为一项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科研成果获得了国际的公认,若在正常的开放的环境中本来是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然而“我国‘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研究’成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否则,近年来国人也就不用讨论‘诺贝尔奖离我们有多远?’的话题了。”(这段话是最近《科技日报》“科技头奖三届空缺的忧思”文章赋予的评论)

虽然我国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科学事件已经成为过去,已经被人淡忘,但是作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正是黄祥云这篇硕士论文研究的价值所在,如他在前言所说:“中国科学家从1958年8月开始,经过7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于1965年9月17日在世界上第一次用化学方法成功地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化学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第一项世界水平的成果。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牛胰岛素事件已成为科学家史册中光辉的一页。”“历史地重构这一事件,并且对其进行科学社会学研究,能够为科研管理提供有益的启示。”

请看看他所论述的内容:第一部分时代的产物:一“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大跃进牛胰岛素事件。二柏尔采留斯的“蛋白质”——桑格测定胰岛素化学结构。“通过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和世界上蛋白质化学研究水平的分析,指出这一事件是时代的产物。”

第二部分艰难的结晶——历史重建:一选题,二探索,三“大兵团作战”,四调整巩固,五协作攻关。“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牛胰岛素事件分为选题、探索、大兵团作战、调整巩固和协作攻关五个阶段,根据内史和外史相统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进行具体的历史重构。”

第三部分关于牛胰岛素事件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一对牛胰岛素事件的总结分析。二关于牛胰岛素事件的科学内部社会学研究:1科研组织(课题组)内部结构分析,2良好的科研组织内部结构及其意义。三关于牛胰岛素事件的科学外部社会学研究:1经济条件、社会文化气氛的影响,2几种关于科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观点的述评,3牛胰岛素事件中政治系统与科学系统的互动,4政治系统对科学系统的适当管理。

在黄祥云的论文中:“政治系统是指国家的行政机关,科学系统是指从事科研活动的机构。”他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魏因加特(他是联邦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科学社会学教授,曾经担任1978年~1982年国际社会学联合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的“科学系统的外部控制理论”加以修改完善,分析了“牛胰岛素事件中政治系统与科学系统的互动”,指出:“牛胰岛素合成研究过程中的曲折性是由政治系统对科学系统输入不适当控制和不适当扰动引起的。在后期,政治系统把适当控制(如‘科研十四条’和足够的科研资源)和适当扰动(如提倡向先进人物学习)输入科学系统,这是胰岛素合成取得成功的主要的外部社会学原因。”在这部分的研究中,他写道:“胰岛素合成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国科学家成功地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充分表明:在社会的科学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只要某些具体学科或学科的某些研究能力较强,也能够在相应的研究领域得到一流的成果。”

看得出来,黄祥云所做的这项研究,历时一年多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调查,采访了11位、信访了23位当年参加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研究写出了约5万字的成果报告,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心血。虽然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来看,黄祥云对胰岛素科学事件的研究还显得有些稚嫩,不一定是最全面最正确最好的,今后也可能会出现更准确更丰富的成果;但是他的研究无疑是最具开创性最具基础性的,将能成为这方面研究的范本,将能使后人受益无穷。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上述一切价值的体现缺少一个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前提:就是它们的载体必须能够存在并得到传播。其实所有的学位论文都是如此,一旦被抛进废品站化为纸浆而又没有备份,纵有再好的价值也只是泡影而不复存在。这些研究成果无论多么丰富多么优秀,充其量只实现了作为敲门砖的最基本的功能;还有可怜的,只是实现了作为废纸的市场价值。它们的货币价值是多少,不知道哪里能够衡量?倒是废品站为我们树起了一个标尺——北京市价卖废纸是五角钱一公斤,六七本硕士论文才够一公斤,等于一份硕士论文还不值一角钱,不够抛出这些论文的人混个冰棍儿钱。设想如果我们的学位论文都遭到如此对待,该是多么的荒唐、可怕和可悲!

关于学位论文的价值及其如何开发利用,并不是新话题,在科技档案圈内就曾发出过多次的呼吁。或许是“人微言轻”或许是太不受重视,总之这些呼声很少超出专业圈子,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响。许多人作起报告来会把“情报图书资料档案是无价之宝”这样的话挂在口头上,但是却很少落实在行动上。面对票子、房子、车子等等有形资产,这些无价之宝也真就成了无价的废物,能混个冰棍儿钱可能还算是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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