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个叫吴庚舜的青年写了篇关于《长恨歌》的论文，请钱钟书先生指导。钱先生不辞辛苦，字斟句酌，帮助他充实修改。论文发表时，青年恳请钱先生署名，他不同意。在吴庚舜的一再央求下，钱先生只好违心地署上一个笔名：郑辛禹。为何要署这样一个名字呢？原来，在《百家姓》中，“郑”在“吴”之后；在天干地支中，“辛”在“庚”之后；古代圣贤有尧舜禹，“禹”在“舜”后。钱先生的谦虚与诚恳，由此可见一斑。（摘自8月11日《合肥晚报》）
初读这则文坛轶事，我很感动，对先生的谦虚也很敬佩。不过，细细想想，钱先生还可以做得更坚决一些，那就是坚决不署名。青年作文请人指导，这是很正常的事；不辞劳苦，字斟句酌，对前辈先学来说理该如此。虽然青年学子再三央求，但钱先生仍可以拒绝署名。署名并不是轻松的事，它至少是一种责任，最起码要对文章负责，哪怕是笔名也是如此。文章署了名不论是真名还是假名，都意味着这篇文章是合作的，而合作的关键在于承认作品的归属，也就是说，双方共同享有著作权，有着共同的署名、共同的稿酬。一个青年写出了论文，被字斟句酌之后，就成了合作的作品，这对于青年作者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其实，真正见诸报刊的论文、文章哪一篇不是经过某个或某些人字斟句酌的呢？特别是青年学子的论文，又有谁不希望得到导师的悉心指点呢？这是否都要署上修改者的笔名呢？因此，不辞辛苦也好，字斟句酌也好，都不能成为署名的理由和托词。
当然，钱先生的署名是在那位青年作者的一再要求下才做出的。一再央求，言辞恳切，不好推辞，出于无奈，也只好勉强署一个笔名，这在钱先生也不算什么错，比起“只字未著，尽得风流”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学贯中西的钱钟书一向超然势外，宠辱不惊，历来持“浮名误我”的观点，并不想掠人之美。但是，鉴于借帮助修改之名署名的情况太多，又鉴于共同署名日后反目成仇惹出官司的事也不在少数，从确保著作的真实性角度看，除了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以外，笔者不揣冒昧地在此呼吁：指导修改后的署名还是免了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