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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的小说写作中，有没有一个“战争小说”的分支？或者说，在我们目前的小说阅读中，有没有一部分是被作为“战争小说”来看待的？
答案当然是有。
如此肯定，是因为最终造成了“战争小说”这样一种文学后果的战争本身，与人类生活向来如影随形，一个不能彻底废止战争的世界，何以能抹去人类对暴力，死亡与恐惧的记忆？而且不仅仅是记忆，通过识别战争的疯狂使命、肮脏利益和血腥代价而警示世人，更是文学之所以不断染指其间的重要原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一个新生政权的诞生而出现的大批战争小说，一度曾占据了中国文学阅读的主体地位，《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作品，几乎伴随了一两代人的成长。虽然在后来的研究者来看，这些作品在格调上多半由于太过明显的意识形态企图而流于主题单一、艺术粗糙和政治功利主义，但它们对于战争环境，战争形式及战争参与者的描绘与刻画，仍然是诱发阅读兴趣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中越边境战争而起的战争小说写作，也有过小小的高潮，只不过这些小说因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克服文革后遗症一类的“政治”层面，而忽略了军事（即战争）的方面，实在不够“纯粹”，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这一时期战争小说的代表作也许应该首推一部名为《穿越死亡》的长篇小说（作者朱秀海），它首次从战场心理学的角度，披露了官兵（我方）的临战恐惧与畏怯，触及了超出军事纪律、国家意识之外的死亡惊悚，但由于过分迷恋当时盛行的一种划分军人成份的简单两分法（所谓军门子弟与农家子弟）而使作品的其它部分都失之肤浅了。
与南线战争小说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两位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小说”写作者乔良和莫言，前者谨慎地（通过花里胡哨的意识流手段掩人耳目）触及了红军的悲惨失败，而后者则毫无顾忌地另外开辟了小说历史叙事的一个新“战场”，其代表性的“红高粱家族”可谓当代小说写作“益出”意识形态话语的滥殇之作，并由此开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民族中形象（而非国家、阶级、政党）探究的风气之先。
后来的那些土匪抗日、正面战场抗日（国民党军队）以及发掘日本侵略者的所谓人性内容的小说，看上去走得更远，但战争小说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战争的多元表达似乎有彻底被迷宫叙述、悬念设制和死亡游戏之类的过剩“写作”所操控的可能。周梅森的情况或许是较为典型的，在他的《事变》、《大捷》这样一些小说中，实际上已经很难分清在作家的“叙述”与实质上的历史表达（战争）之间孰轻孰重了。当然，所有这一切，是完全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性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在每一时期里它都表现为潜流而非潮流，我们经常是在省略了“战争”的情况下阅读着“小说”。
虽然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战争与产生于其后的小说并无直接的瓜葛，但似乎“战争”与“小说”这两个词汇的连接本身就有什么危险和令人不安之处。所以，战争小说的写作从来没有什么纲领、信念、旗帜之类，也绝少有人以战争小说家自居，好像操此行当便会使神圣的文学蒙羞，令自己形象不佳一样。没有公开的共同承认和遵守的文学信念不等于没有具体的行动指南，尽管他们看上去完全是“各自为政”。
很长时间以来，朱苏进是在此方面冒风险最大的一位，以致于今天我们相信，他的小说家声望和文学地位就是建立此基础之上的。他的大多数小说都将焦点集中在了前战争状态下的“纯粹军人”身上，这些最优秀的军人因置身庸常的和平生活难以有所作为而陷入了焦虑之中，战争几乎成为他们的梦寐以求之事。因为战争并未发生，那些一直是为战争而准备着的元素：营院、器械和心灵，都在前所未有的观察和体验中幻化为一种极端的美学，等待、危险、压力、韬略、荣誉，也许还加上统帅欲、占有欲，这些前战争的情境对人类思维所构成的折磨和压迫，是朱苏进最大的兴趣所在，“窘迫能否把人逼入创造？”他的作品多是对此一问题所进行的艰难而执着的回答。
邓一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杀入文坛的一位新锐作家，其长项是战争小说，但他却声称自己并不愿意在战争文学的问题上陷得太深。在一段近于刻薄的甚至是恶意的话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文学和军事这两种生命的表达形态，它们从来就是对抗的，它们是两种完全不相容的形态，它们互为剥夺和消解，并且在互为剥夺和消解中无一渔利——军事并没有因为文学的关照变得柔和起来，文学也没有因为军事的介入呈现出更丰富的想像力。”记得在多年以前，莫言曾经以“我爷爷”、“我奶奶”一类的方式讲他那些引人瞩目的战争故事，叙述主体的不断变换使其飞扬的想像力扩张到了无以复加。邓一光却在一开始就十分低调地处理着自己的讲述方式，他那些“父亲”、“四爷”和“大姨”们的故事往往有着传记式的面孔，叙述主体则被限定为一个倾听者，一个不大可能对小说构成干涉的记录者。即使是像《我是太阳》、《走出西草地》这样的长篇小说，也未见其中有多少文学上的“动作”，他的全部写作、那些更具写实风范而不是小说技艺的文字，既不是为了展示战争也不是为了谴责战争，而是为了回到人，关心和呵护人。以人为本，这是他的立场。
战争小说的另一些称谓是英雄小说，爱国小说，反法西斯小说，或者人道主义小说，等等，题材所固有的鲜明烙印往往容易使这类小说沦为人类思想的传声筒。正是基于此，莫言提出了“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之说：相对于过去功利性强烈的战争文学——歌颂伟大思想的胜利，为伟大思想进行注解和说明，歌颂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歌颂进步力量对落后力量的消灭，歌颂英雄主义、歌颂牺牲精神……“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应该考虑战争中人的地位，应该考虑战争到底把人变成了什么东西，以及战争对人的气质、理智、情感、愿望和创造力究竟产生了什么样儿的影响。同时，“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也不应该停留在对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表面性歌颂中，因为“如果我们敢于承认战争是人类的悲剧，那么战士的牺牲，一方面是伟大高尚，可歌可泣，另一方面也势必带有深刻的悲剧性。在战争的非正义一方，战士的牺牲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在战争的正义一方，战士的牺牲的悲剧性就体现在生命的毁灭和这场战争本身和意义的消解。”更重要的，莫言认为，“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还应该表现战争对人正常感情的扭曲，以及“人道精神乐章里不人道的音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山东作家尤凤伟在日本东京参观一些中小企业时，发现自己时时被一群“热情、谦恭、和气、有礼貌”的日本人包围着，每次迎送，那些日本人都要把腰弯成九十度，不厌其烦。于是，尤凤伟在心中自问：这些人和几十年前侵略中国的那伙儿人是一回事么？有一次在一家运输公司，在某个年近花甲的叫佐藤的社长办公室里，尤凤伟看见墙上挂着一把战刀，就是电影里鬼子用来砍中国人的那种刀，而且老佐藤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然主动向尤凤伟等中国客人介绍了他自己和那把刀，说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就在山东驻扎，随身带着那把刀。后来这个慈眉善目如菩萨一般的佐藤，曾极友善地与尤凤伟等人交谈，并请他们到最豪华的餐馆吃饭。席间，尤凤伟灵魂出窍，举刀的佐藤和举杯的佐藤在眼前交替出现，使他感到迷茫和压抑：“同一个民族，同一个人，置身于战争中与战争之外竟如此的面目迥异，战争究竟是一个怎样使人‘变异’的怪魔呢！”也就是在那一刻，尤凤伟心里滋生出了写战争小说的念头。至于对战争小说的理解，尤凤伟认为，“如果人们从中闻到是英雄主义的气味儿，或者还有人性味儿、人情味儿，那么我不仅接受而且感到欣慰。”在他看来，随着战争的远去，英雄主义的消失，琐碎的日益功利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使人们的精神变得困顿而纤弱了，而战争文学则可以呼吁置身和平的当代人在灵魂中具备一种英雄浩气，因为“这种英雄浩气的作用大到可以防止一个种族的退化，小到可以抗拒庸常生活对人精神上的磨损与腐蚀。”
悉数已经出版或发表的战争小说，是可以排列出一个很长的目录的，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尽管创作理念五花八门，但大多数战争小说的写作都没有离开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越边境战争，都是当代战争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然而，战争小说的写作无论作为一种历史的表达，还是其表达的历史本身，以及其文化、美学的种种，都从未形成过真正的气候，堪与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西方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相比的，则更是寥无可数。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战争小说将触角深入到了民族意识及民族精神的深处，但通过电影手段演绎而“走向世界”的却是一个符号化了的“东方故事”，战争故事，特别是生气勃勃的民族魂魄在抗日战争中的激荡与闪烁反被弃之不顾。
最近出版的，也是首次以“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为丛书方式面世的，是莫言的《战友重逢》、尤凤伟的《生命通道》，邓一光的《远离稼穑》、阎连科的《穿越》、朱苏进的《清晰度》五本。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也许并非是最具代表性的，但书中穿插的五位作家所写的战争小说创作观，却为以前所鲜见。无论作家们是否在作品中贯彻了他们那些各以为是的“观念”，但这毕竟提供了一种检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写作实况的文本。
莫言的《战友重逢》重现了作家天才的想像力与非凡的叙述能力：回乡探亲的“我”，与栖居在村口大柳树上的战友灵魂相遇，长谈中涉及生死两界的诸多变故和感受：入伍、边境战事、家庭景况以及不平静的烈士陵园……“不死不知道，一死吓一跳”，原来死后并非万事休，一切都还是那么纷繁复杂。此作看似色彩魔幻，却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力作。对于所谓的自卫还击战文学，莫言颇有微词：“反映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对中国当代军人的心理和文化素质给予了过高的估计，因此自卫还击文学中洋溢着强烈的洋味道，在某些作品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虚假的骑士风度，这甚至为我们战争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埋伏下了巨大的陷阱。”
邓一光《远离稼穑》中的主人公简乾和，少时从即将收割的麦田里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参加红军、长征、负伤、被俘，参加八路军、被俘、做劳工，参加新四军、负伤，参加志愿军被俘。他无数次回家种地的努力都致使其离家更远，最终他孤身住进了荣军疗养院，终生不曾遭遇过婚恋。与其说是人走进了战争，倒不如说是战争选择了人、塑造了人、毁灭了人，这是邓一光反复表达的一个主题。他认为“文学不可能做得更多，不可能走出更远，它只能作为战争的墓志铭，在一场战争结束之后，被人们一块块竖在青草萋萋的大地上，让人们祭奠和反思。”
尤凤伟的《生命通道》是二战中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日本军医高田、“汉奸军医”苏原，同为秘密抢救日军枪口下的中国人生命而实施着一项不为人知的“生命通道”计划，两人结局不同，但在救护生命的人道精神方面是相通的。情节曲折，生动传奇，是中国反法西斯题材的上乘之作。尤凤伟为中国苦难的八年抗战结束至今，仍无一部可与西方的二战题材作品相比肩而感到遗憾，他的抗战系列作品如《五月乡战》等亦深受读者喜爱。
阎连科的《穿越》颇有点“复调”的味道：相隔千年的故事被同时交替地讲述着——少校周明与女友在南线战火中诞生的生死之恋，难以经受今日社会的考验，誓言和梦想皆成虚无，相比之下，他的祖先周邦彦与名妓李师师的爱情绝唱似乎更值得回味。在作者煞有介事的考证中，对爱情的信仰问题得以显现。此作看似受制于某种叙述策略，但作者用心良苦。
朱苏进的《清晰度》在告诉我们，任何一场战争留下的疑问，都像死者一样多。除非他们活过来，否则就只能去猜。于典和黄晓奴，一对战场上的敌人、边境会晤桌上的对手，他们试图让自己因战争状态而受到挤压的视觉、触觉、感觉复原的努力近乎徒劳……
这套书在书尾留出了“读者书评”栏，期待与读者产生交流互动，这虽不是什么新形式，但由于是作品与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并呈，读者或许有可能从中窥到一点战争小说的“天机”，发觉一点通常都是隐蔽在文本背后的作家的蛛丝马迹，这对读者的阅读无疑是一种别样的促动，但又何尝不是对作家创造真相的公布？
莫言：《战友重逢》朱苏进：《清晰度》阎连科：《穿越》邓一光：《远离稼?》 尤凤伟：《生命通道》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