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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在北大18楼英语系的一个自命不凡的朋友家和他的太太在一起做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太太给我看一张照片，那是她和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同志握手。我就顺便对她丈夫恭维道：“你太太人缘真好，这是和传达室的老爷爷的合影吧？”女主人怒目道：“这是邓小平！”女主人是北大英语系高才生，毕业后分到外交部做翻译，有机会和邓小平见面的。仔细看邓小平，怎么看也不像，因为他大半个脸都是背对镜头的，但尽管看不出邓小平的形象，我这位以骄狂著称的朋友依然最以这张照片自豪，引为10平米房间里最珍贵的装点。他在北大，拿着60元人民币的工资，住着八平方米的房子，但他一定经常想着北大的好处：谈笑有鸿儒，墙上有小平。当时的我，虽然并没有敢拥抱一下他的太太表示钦佩，但是确实想和她握一下手，握握那只握过小平同志之手的手。
下面我还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再把故事切入正题。那是1976年的9月9号。那时的我虽然英姿勃发22岁，却没有上大学，而且又因为不允许谈恋爱，所以虽然生命力空前旺盛，少年不知云雨味，天天幻想不觉累。由于国家时运不好，心里充满了对于青春和生命的绝望。在这种情况下，当那天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时，我的心情和其他许多朋友一样，顿时感到一股充满负罪感的轻松。我知道，他老人家一走，一个对年轻人有利一点的时代肯定就要来临了。当然，这个时代只能是邓小平时代。
如果读者允许，我还想把话题再扯远一点点，借以烘托我下面的主题。那是1975年的夏天，那时我在江苏扬州的泰兴文工团工作，正在乡下巡回演出，生活无聊之极，淡出鸟来。当时已经开始批《水浒》，全国的女播音员都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李逵的脏话，从这些优雅的女播音员嘴里吐出来，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毛主席“不须放屁”的诗词早在我们之间流行了。忽然之间从县里来了一个我所尊敬的文化干部，他是反右时从北大打回老家的右派分子，在县城文化馆做一些杂事。他带来了邓小平的几个关于整顿的讲话。邓小平的整顿其实对于二十岁的我是没有意义的，但从那位可怜的右派兴奋异常的表情中我立刻就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但无比强大的激动和兴奋。那兴奋，像初恋一样强烈地冲击着我，和二十岁的青春的力量一样不可抵挡。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深藏在未来的时代在召唤我。这个时代，很多年后我才悟出，就是会照耀中华大地的邓小平时代。
转眼七八年过去，到了1984年的国庆节。我已经在向往已久的北大做了一个小干部。每天每日，我都意识到自己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并为此自豪。每次经过未名湖，都像第一次瞻仰她，激动得不行。我没有读过北大，是从外面“分配”过来的。但这更使我暗自得意。当年梁漱溟考不上北大，蔡元培说：既然梁漱溟做不了北大的学生，就让他做北大教授吧——于是著作等身的梁漱溟就做了北大的教授。我虽然从来没有做过北大的学生，但一到北大就做老师，也颇为自得，虽然学生谁也瞧不起我这个“团委老师”。
这是1984年火热的国庆节。35岁的共和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正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人民百姓的欢乐之情，在燕园可以感受得到。我在北大，以团委文化部长和艺术团指导教师的身份，参与组织北大艺术团在天安门广场上国庆之夜的晚会演出活动（那个晚上，北大艺术团的学生们在天安门又唱又跳。我作为现场指挥，在那里也上蹿下跳。中央电视台负责晚会转播的，有好几个北大的校友，其中有一个叫胡迎节的，是艺术团的元老之一，事先说好了要让我们多上镜头。只可惜到了广场发现，我们的位置虽然排得很前，却被人大的队伍遮住，一晚上竟然没有一个亮相场面，引为终身遗憾）。
因为晚上有节目的原因，我和团委好几个同事没有参加白天的国庆游行，所以大家聚集在团委文化部小院看电视。我们把团委的电视机搬到小院，十几个人聚集在那里，等待激动。我记得那个历史瞬间是这样出现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胡耀邦最先看见了什么，微笑了起来，然后倾斜过身子对着神色庄重的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同时手指向长安街上的游行队伍，小平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这时，电视镜头及时转向了游行队伍中间，在一群欢乐的年轻大学生的队伍中，一幅绿底黑字的大型横幅在天底下飘动。于是，全世界都看见了“小平您好”这个著名的口号。
“小平您好”使我们立刻感到一种新鲜的非凡的激情，在小院的十几个观众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应。这时我们还不知道是北大的学生喊出了这句历史性的口号，但我们激动的程度和后来并没有两样，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一整天，“小平您好”这句话在我心里反复出现，使我难以平静。
当天下午，北大的队伍游行结束后从天安门回来。领队的团委组织部长彭兴业一回到团委，就兴奋地告诉我们：“小平您好”的标语是北大生物系几个同学的杰作。身负北大学生游行指挥重任的彭兴业说：在北大队伍出发前，就有几个学生告诉他，他们在游行时将有“秘密武器”要亮相。一贯严肃认真、办事一丝不苟的兴业笑哈哈地说“你们只要不给我惹麻烦就行”。在1984年国庆节的气氛中，干部同学之间对流着幸福和信任的情感，没有人会认为北大学生会表达什么与节日氛围相反的情绪。自信带来信任，在这种高度自信和信任的背景下，北大学生们的真情流露，自然就得到了诉诸历史、载入史册的机会。
天安门的晚会结束之后回到北大，已经是深夜一点多。北大图书馆前面的学五食堂开放，专门为参加晚会的同学做了“汤饺”。之所以我要在“汤饺”两个字上加引号，是因为当时北大主管学生工作的沙建孙副校长在宣布国庆安排时特别强调，晚会结束后回到学校，将有热气腾腾的“汤饺”，记得我在听到这两个字之后，胃部感到特别舒服：难得有这样体贴入微的校长！试想，几千学生在广场上火树银花半个通宵，虽然情绪高涨但毕竟又饥又渴，一想到回到未名湖畔，校长备有“汤饺”伺候，一定更添节日豪情。
吃完汤饺我不想回我在北大外面的宿舍，就去找中文系的吕林，吕林当时通过北大团委宣传部长吴妙林出版没有刊号的“新诗潮”，名声显赫，妙林当时则刚刚从法律系毕业，主动请缨成立了北大“三三公司”（为纪念两个三中全会），成为北大学生弃文经商的第一人。
闲话休提。我在中文系宿舍找到吕林，说这般良辰美景，睡觉太可惜，我们应该立即去采访采访昨天那些推出“小平您好”横幅的同学。
难以入眠的国庆之夜，吕林面对我去采访“小平您好”的建议，眼睛看着天空沉思。其实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北大五四文学社社长、燕园新闻社社长、中文系的名人，当他看着天空的时候，其实正在看我。吕林被我说得动心，但想想已经午夜两点多，实在太晚了。“而且写出来也赶不上人民日报发排了”，好像这是吕林说服我睡觉的理由。吕林深沉的眼神和里面包含的懒惰，成为我和他十几年友谊的基础。
10月2日下午，还没有从昨夜的疲惫恢复过来的我却被某种东西驱动，骑车又赶回北大。我找到吕林，坚持要他去找“小平您好”的作者们采访。当时正好北大团委宣传部长吴妙林也在场。妙林多年来对于我的设想总是热烈附议、坚决支持，虽然这些建议往往搞得妙林濒临破产。当时的妙林，一如既往地对我的要求表示附议，在我和妙林的威逼下，当时还没有毕业的吕林走投元路，只好一次一次往各个学生宿舍跑，最后终于回到团委告诉我：已经找到了！标语的作者是北大生物系的XX届一些同学，名叫XXX、XXX、XXX、XXX，就住在38楼，北大收发室的上面。我闻之大喜，马上和吕林赶到38楼，找到这些同学，进行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也是最伟大的新闻采访。
我记得这些同学并不欢迎我们的采访，他们开始甚至有点敌意。对新闻单位的反感和不信任，使他们几乎要赶我们出门。一个同学诧异地说：这有什么可采访的？经过我和吕林反复解释和说明，加上我们并不是外来的新闻单位，都是北大的！这才赢得了他们的合作。
采访完毕并把稿子写完已经是10月2日夜里九点多，当时没有传真，我们从团委办公室拨通了《人民日报》的电话，那里的值班编辑显然和我们一样有新闻意识，听说我们的报道，马上让我们在电话里把稿子一字一句地念给他们。好在稿子不长，人民日报很快记录下来并马上决定发排。我们又联系了《光明日报》，值班的同志一样是真正的新闻人，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了我们的稿件。我们最后拨通了《中国青年报》电话，值班编辑让我们把稿子送过去。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又来电话说了个什么理由让我们不要送了，大概是送去太晚了来不及发排什么的。
1984年的10月3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显著的位置发表了署名“徐小平、吕林、吴妙林”的关于“小平您好”的报道。报道轰动了北大。熟人们见到我们一律弹冠相庆，祝贺我们。我们三个，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成功，拿出了当时接待客人的最高规格款待自己：到燕春园饱餐一顿！在燕春园，我们碰到了图书馆一位职工，图书馆的团支部书记小魏，他像后来的人们见到明星一样兴奋地和我们握手致贺，虽然并没有让我们签名。那种热烈氛围，真令人难以置信。
像风像电，“小平您好”这样一个政治性口号，立刻成为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政策的象征，成为当代知识分子与党和政府之间亲切平等关系的美好标志，为无数饱经“文革”苦难的学者教授带来了温馨。这个口号的无与伦比的震撼力，是因为它源自学生的自发，出于人民的心声，体现平等的意识，闪烁北大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时的标题是“小平您好”，而“知识分子的心声”则是《光明日报》对这篇报道的命名。“小平您好”，是中华民族80年代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是对邓小平时代最亲切温柔的概括。新中国以来的亿万张大字报都见鬼去了，惟有这四个字的反映民心民意的伟大标语，将永远在历史深处闪光。虽然标语不是我的发明，但和那些举起标语的北大同学一样，我也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以这篇报道，举起了北大的骄傲。
在80年代做任何好事都是没有报酬的。但这件事情则不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很快给我们寄来了稿费，至少十几元吧。而且我敢肯定，我们拿到钱以后一定没有为如何分成而打架———像后来包括许多北大校友之间不断发生的状况那样。什么事情都敢为天下先的北大人，在1984年之后越来越汹涌的滚滚商潮中，经过搏击，依然冲到了时代的前列，虽然这个领先地位，付出了许多北大朋友的纯真与友情的代价。
多少年后想起这件事，我依然激动不已。
（摘自《北大往事》（二），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本文作者徐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