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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在纽约一辆挤挤的公共汽车上，我看到至少有一二人持着手机谈话。由于闹市声音嘈杂，他们语声也高，尤其是那位20来岁的少女，旁若无人地嘻笑昵语（对方显然是她的男友），最终她说：“我爱你！”满车乘客哄笑，那位红了脸的小姐不好意地下车了。
一位朋友最近带着小女儿上餐馆，领位者把他们带到一个台子边，那是两边都坐满男女老少的桌子，好像是家庭聚餐，热闹得很，可是每桌家长并不参与其间，却在用手机大声讲话。我的朋友几乎要忍不住高喊：“嗨，今天是我休假日，我要把写字间放在背后，我更不要坐在你的办公室中，请关了那个手机！”他当然没有高叫，可是他对到处流行的手机表示厌烦，是我可以理解的。
不久前，在百老汇上演的米勒名剧《一个推销员之死》，主角是明星勃莱恩·但尼亨，在舞台上向一位没有礼貌的看客大发脾气，使其他观众拍手称快，成为剧坛佳闻。但尼亨的生气是因为演到第一幕最紧张的场面时，剧院里的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到了第四次铃声后，他不能再忍，停止演戏，转身向观众高喊道：“将那混蛋的手机关掉！”演剧者需要专心进入角色，不能分心。有谁能怪他在台上发脾气？
手机的普及（据说芬兰几乎人人都有一个）以及用机者旁若无人的无礼特别引起管理公路的安全人士的忧虑。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禁止在驶车时用手机的法律。最近我看到一件奇异新闻，在以色列，一个男子在开车时双手各持手机讲话，只能用肘控制驾驶盘，车子在路上左右摇晃，被警察发现逮捕，这位仁兄的冒失行为可以说是已达到手机犯规的顶点。驶车同时用手机所引起撞车伤人的案子不胜枚举，已失去新闻价值。
我把手机瘾视为世纪末与新世纪交替时期的社会流行症。现在我每入公共场所，听到别人用手机正如闻到别人吸香烟，同样不发生快感。当然，谈到世纪末的流行病，我也不得不提及电脑所引起的烦恼。
我是一个姗姗来迟者，只在一年前才不管我妻的抵制而购买了一架电脑。妻子抵制的理由是我将会成日坐在电脑前，废寝忘食，没有时间阅读，也没有时间写作。她的忧虑当然没有根据，不过我确花了很多时间练习运用，我发现最大的乐趣是通过因特网与远处朋友通讯，或在网上阅读自己作品的发表，可是最近两个月来，我的电脑两度被外来毒虫侵入。我向AOL（AMERICAN ONLINE）求救，花了很多电话时间才把这问题解决，一面仍在惴惴不安，惟恐再生毛病，有时我不免疑问这新科学所带来的方便是否值得。
这种疑问显然并不限于我个人，数星期前的《纽约客》杂志载了一幅漫画：男子与女友约会，用了晚餐后送她回家。在她家门前，她向他告别，说：“我真要请你进来，但是香港交易于10分钟内开始。”美国交际习惯使电脑的使用显得更重要，替换了谈情说爱的机会。那幅漫画的讽刺真实地道出了今日社会的通病。
另有一位在华尔街任职的友人告诉我，他经常因公前往东京。在过去，整日忙碌工作后，晚上可去餐馆或者夜总会散心，现在可不能了，一回旅馆传真机不断传来公司指示，手机铃声不停，每日工作时间等于20小时，因为东京与纽约的时间差别造成两个白日。
（摘自《留美五十年》，董鼎山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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