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而言，由于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承认，早些时候，取道巴阿边境的开伯尔山口与恰曼山口而进入阿富汗（包括阿难民离境），是相对简单的
“阿富汗到处都可以见到战争的痕迹”，去过阿富汗的贺先生向记者介绍说。他去过阿富汗最主要的两个城市喀布尔与坎大哈（都在东南部）。
黄昏时候走上喀布尔的街头，贺先生说：“到处都是废墟，夕阳下，一只乌鸦在一座建筑物上凄厉地叫着，那副景象真是很凄惨。据说在苏军入侵前，首都喀布尔还是一个相对繁华、漂亮的大城市。但几年内战后，喀布尔几乎没剩下什么像样的建筑，虽然仔细看去，一些建筑物的石基还在，但大部分都成了残垣断壁。”喀布尔和坎大哈虽然是阿富汗最大的两个城市，但在贺先生看来，“它们也就相当于中国一个县城的发达程度，其他城市更是只相当于中国的乡村一级的水平。”
贺先生向记者介绍说，阿富汗海拔高，气候干旱，只能发展灌溉农业。但在内战中，灌溉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道路两旁原是农田，结果因战争荒漠化得很厉害。在阿富汗也几乎没有什么平整的公路，道路面目全非，每隔十几米就是一些弹坑。路的两旁都是一些戈壁，光秃秃的。在喀布尔和坎大哈两个主要城市，“桥”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们都在内战中被炸没了，到处可以看见断了一半的桥梁或是没了桥梁、只有桥墩在孤零零地立着，也没有人对它们进行重修。
贺先生在坎大哈时曾见到修坎大哈到喀布尔的公路。整个工地上除了装石头的大桶外，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现代化的工具和机器，完全凭借人工在劳作。贺先生评价说：“阿富汗的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只相当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曾在1999年冬天去过阿富汗。他描述说：“阿富汗只有一次通往阿联酋的国际航班，机场也很简陋。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到处都是灰蒙蒙的。”
冯先生几年前曾在阿富汗短期停留了一个星期。他介绍说：“作为塔利班军事据点的洲际饭店是喀布尔最好的酒店，用的电梯还是制造于50年代，本来只有七八层高，现在只剩下两层可以用，楼上就顶着炮弹穿过的大窟窿。”在他的观察里，阿富汗很多自然景观也一样，无法近观，仔细一看，炮弹壳、枪壳赫然在目。贺先生曾到过喀布尔大学，校园宽敞而美丽，但学生寥寥无几，据介绍，只有几个系还在招生。
阿富汗虽然有一些农产品，但几乎没有自己的加工工业。这里的果酱、黄油、果汁大多是从巴基斯坦、伊朗等周边国家进口的，老百姓吃的是类似于新疆的“馕”和一些国际组织援助的面包等食品。这里的手工地毯可以算是世界闻名，一些铜器、铜饰品也相当有名。但阿富汗没有什么大商店，公路两边大多是一些小铺子，本国人买不起，外国人又不来。
据介绍，阿富汗本身没有多少社会性的工厂，完全是按照严格的伊斯兰教义“沙里亚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当地伊斯兰教徒的虔诚给冯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穆斯林们对伊斯兰教义非常恪守，一天五次，他们会准时地朝麦加方向跪下，做祷告。阿富汗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一个男子最多可以娶四个妻子，但只是少数富人才有这样的实力。阿富汗人很讲究亲情，往往是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很少分家。
冯先生坦承，初去阿富汗时，他心里很紧张。在阿富汗停留期间，除当地人员陪同外，他个人晚上从不出门。但当地人对中国人还是比较友好。贺先生介绍说：“阿富汗人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不近人情。当地有一个习惯，不能对活的东西拍照，哪怕是一只小鸟。”初到阿富汗时，贺先生不了解这一点，每当拍照时，陪同的当地人总是做手势不让照或是让他把镜头转到别的地方。相处几天后，当贺先生再拿出相机要拍照时，这位阿富汗人就“善解人意”地把脸转过去。
冯先生和贺先生都说，他们接触的阿富汗人比较友好。阿富汗有1900万人口，即便在清真寺里，能见到的人也很少。据冯先生的观察，阿富汗的百姓对自己的战争和灾难的态度，不知道应形容为“平静”、“无奈”还是“麻木”。许多市民把废炮弹壳装上泥土，用来养花；还有一些人干脆拿它们当作盖小房子的屋顶。他们也许并不喜欢战争，却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结束另一场战争。他们以一种外人无法窥视的心态迎接属于自己的命运。
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几位曾去过阿富汗的中国人介绍说，他们基本上没有看到携带枪支的警察、军人。冯先生说，只有内政部门口的警卫手里有枪，而外交部门口的警卫根本就没有枪支。他和朋友曾去喀布尔的国王宫殿参观，只见王宫“像马蜂窝似的”，钢筋、水泥全部裸露在外。这里的外国人大多是一些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什么游客。
匈牙利人托马斯和妻子叶松音曾在1994年7月去过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白沙瓦是离阿富汗最近的一个城市，许多人都是从阿富汗过来定居的。在一个小村子里，他们被一个男子热情地邀请到家里喝茶。这位男子告诉托马斯夫妇，他出生在阿富汗，幼时随父母来到巴基斯坦。这个男子很平静地告诉托马斯自己“一辈子最重要的事”——14岁时，他离开巴基斯坦去阿富汗参加了游击队，投入到反抗苏联入侵的“圣战”中。18岁时回到巴基斯坦，第二年结了婚，当时28岁的他有两位妻子、9个孩子。他在这个小村子里开了一个卖武器的商店，卖的大多是前苏联制造的武器。托马斯夫妇说，在白沙瓦一带，到处可以看见卖武器的，虽然表面上需要出示政府的某个证明，但实际上，枪支买卖非常普遍，随时可以进行。
这个男子给托马斯看他“圣战”中在腹部和膝盖等处留下的四块伤痕。虽然文化不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同，但这个男子很友好。托马斯说，一想起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就参加战争，“感觉很可怕”。
“9·11”后，由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开始恶化，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变得不可能，所以多数国际传媒都选择北部的中亚国家特别是塔吉克斯坦作为报道与进入阿富汗的中转地，但情况远不是想象得那样容易
上个世纪90年代，阿富汗引发中国人关注、而且最可能与中国发生关系的是：鸦片。国际刑警组织报告说，1999年，阿富汗鸦片产量从2100吨上升到4600吨，这一结果使全球非法鸦片产量陡升65％。去年，全球非法鸦片产量下降了17.6％，下降最直接的原因是阿富汗旱灾导致鸦片产量降低。这一格局导致中国新疆禁毒压力空前增加，而阿富汗毒品主要的通道可能是从北部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新疆。不过，新疆公安厅禁毒处副处长刘云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情况可能并不像新闻界描述得那么厉害”。新疆公安厅不是没有查获从塔吉克斯坦过境的毒品（海洛因），但这些毒品“品质非常低”，刘云峰分析说，“这当然可以被推测是‘中间商’掺加杂质的结果，但如果阿富汗毒品占据了欧洲市场，相信其品质应当比较高才对”。所以，据此分析，警方更倾向认为从北方边境进入中国境内的毒品，也许是中亚一些国家的“土产”。对查获的毒品究竟是不是阿富汗产品存疑更重要的理由来自于：极少有中国人通过阿富汗北部进入其国家。
刘云峰极力搜寻自己的记忆，答案仍然是：“我们厅里没有人去过阿富汗”。在他认识的朋友里也没有去过阿富汗的，“去中亚国家做边贸生意的新疆人不少，但没有听说有到过阿富汗的”。由于工作的性质，刘云峰与他的同事最关注的地区就是阿富汗，但他向记者坦陈：“我们差不多是通过你们新闻界来了解阿富汗的。”
在边贸兴起之前更久远的一些时候，瓦罕线路是中国商人与阿富汗商人商品交易最主要的场所。这条线路虽然不如布卡拉、撒马尔罕的北方丝绸之路那么繁荣，但两千多年来，也一直是重要通道。麦克·爱德华斯在瓦罕线路上的阿格哈小镇记录当地人描述：“先前的商队，阿富汗是从西部或者喀布尔来的，他们主要的商品是水果干与兽皮；而中国商人最主要的商品是丝绸与餐碟。”
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的麦克·爱德华斯是极幸运从阿富汗北部进入的外国人之一。他不是没有向塔利班申请过入境，但遭拒绝，后来“北方联盟”接纳了他。
麦克·爱德华斯从塔吉克斯坦搭乘一架老式直升机进入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潘杰希尔谷地，这是一架向这里的“北方联盟”运送制服与无线电电池的飞机。谷地给麦克最深印象的东西有两样：10年前的苏联坦克外壳，已经生满了锈；另外就是难民——镇里、学校、清真寺、桑树林间的营帐里都是难民。这些难民是从80公里外更富裕的夏马里平原逃避而来的。麦克被误认为是联合国的代表，所以，大家争相问他的问题是，“食物到了吗？”这里的难民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块面包。
“北方联盟”的领导人马苏德当时还接见了麦克，但麦克对退守于阿富汗东北角的“北方联盟”的处境描述是“苟延残喘”，“（他们）既无力修复损毁的道路，也救不了法定货币阿富汗尼，市值低得离谱——85000阿富汗尼兑1美元”。
由于有“北方联盟”的庇护，麦克·爱德华斯在阿富汗东北地区行走相对方便。虽然塔利班的战机经常空袭塔卢坎市，但生意仍然进行着。载着盐块驴队的驴夫向麦克解释说：“盐是准备换小麦的。天秤的一边放盐，另一边放小麦——两样东西价格都一样。”两者售价每希尔（约7公斤）0.6美元。
比塔卢坎更东面的法扎巴德市集甚至还有“国际贸易”。这里的一栋木房客栈的老板哈利德·穆罕默德说，从北方（估计系中亚国家）的商队跋涉12天来到这里，用他们带来的水果干与羊皮，用换走其他商队从巴基斯坦运来的鞋子和布料。哈利德·穆罕默德的客栈价格是：牲畜12美分，人则免费。麦克·爱德华斯到达法扎巴德市是深夜时分，城里鸦雀无声，漆黑一片。第二天他才知道，这里虽然还有“国际贸易”在进行着，但发电厂每天只能供电一小时，有时完全不供电。
虽然目前哈利德·穆罕默德的客栈只收牲畜的费用，但他仍向麦克·爱德华斯感叹：“要是道路良好，没有战争，这里出现的就是卡车，而不是牲畜了。我也会盖栋像样点的旅馆。”
麦克·爱德华斯是从阿塔边境的喷赤河进入瓦罕的，当然他是租用的汽车而非驴队。瓦罕走廊是阿富汗东北一块如树叶叶柄般指向中国边境的狭长地带，过去这里一直是中国与阿富汗贸易的重要地域，而现在没电、没电话，也没集市。离开这里时，由于路况与车况两样都恶劣，方向盘不断失灵，麦克真正地尝到了苦头。后来麦克说自己“深刻体悟到”：“在某些方面，马可·波罗的旅行方式比我更有效率。他的马如果瘸了，肯定还有备用的可骑，瘸了的马还可以充当食物，而我们的货车却不能拿来吃。”
对阿富汗地形，多数中国人乐意用“鸭梨”来形容。但是，说阿富汗的地形类似树叶，特别是当我们将阿富汗领土单独置放并观察时，相信“树叶”是更认真也更接近准确地描述。这片“树叶”叶柄的末端与中国接壤。
阿富汗与6个国家接壤。他们分别是巴基斯坦（边界线长2200公里）、伊朗（820公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与三国边界线长2300公里）、中国（92公里）。中国与阿富汗“叶柄”末端相联的是新疆喀什的明铁盖山口。更准确地说，明铁盖山口与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接壤，阿富汗“叶柄”末端是三山相汇之地。所以，一般而言，从真正阿富汗境内，也即“叶柄”之地进入中国并不可能。
阿富汗这片“树叶”的叶柄结构相对独特。它的北侧是瓦罕山（因此，这一叶柄也被称为“瓦罕走廊”，走廊最窄处宽仅11公里），南侧是兴都库什山，最东端，也即叶柄末端是喀喇昆仑山脉的北尽头。马可·波罗曾记载“沃坎谷地”是当年的贸易盛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考证认为，“沃坎谷地”即现在的瓦罕走廊，而马可·波罗也是通过瓦罕走廊进入的中国。中国的晋代僧人法显与唐代玄奘法师都是取道阿富汗而前往印度取法的。但是，多数中国人并不相信这些古代人可以通过目前这山高且狭长的叶柄而进入阿富汗。对此，较多的解释是通过克什米尔区域进入或离开阿富汗。而这条300多公里长走廊的形成，也是俄英两国在殖民扩张时，为了抑制对方继续前进而划出的一条谁也难以逾越的缓冲地带。“瓦罕走廊”在过去2000多年时间里既是贸易盛地，也是文化要道，促进了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包括基督教的传播。但现在，《国家地理》杂志形容说，“与世隔绝”。在15世纪，也即欧洲通往印度的海路尚未开辟之前，比“瓦罕走廊”更著名的是经过阿富汗的“丝绸之路”，这是欧洲、中东和中国、印度进行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有考证认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出自梵语，意为“货栈”。
欧洲与印度的海上通道开辟后，阿富汗开始变得相对闭塞，但这也仅仅从贸易的角度而言。阿富汗65万平方公里境内聚集了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山脉、哈扎拉贾特山脉、苏来曼山脉、东伊朗山脉等等。这些山脉和由它们“捧起”的高原，占了阿富汗面积的3／4以上，所以阿富汗也被比喻为“高山—高原—沙漠之国”。把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阿富汗放在亚洲版图上来看，地理位置却非常特殊，它恰巧是东亚、南亚、西亚与中亚四大地区的衔接点。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无论从历史、社会、民族、语言、宗教哪一个层面看，把它划归到亚洲任何一“亚”都显得困难，学者为此争议不断。与学者争议多有所不同的是，这里军事上，特别是战略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自古而今，这里一直便是各路英雄争夺之地。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专家研究认为：阿富汗目前之所以有多达30个以上的民族，多与战争相关。战争导致不同族群的滞留，除了阿富汗本身被争夺外，所有对印度的军事征服，也都必须要经过阿富汗。这样的战争，自然会带来非阿富汗的传统族群。被描述为“好客—好斗”的阿富汗人性格，恐怕也与这一层历史背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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