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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化游记

2001-11-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来新夏 我有话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自古以来熔铸文人学者的两大途径。其最具典型性的便是三代以下第一作者司马迁,他从10岁开始读《左传》、《国语》、《世本》和儒家诸经典;20岁就周游江浙、两湖、鲁豫、四川的名山大川。访求遗佚,搜集口碑。后世文人学者多奉为圭臬,有唐柳宗元以撰写游记著称于唐宋八家,所写《永州八记》刻画唐代湖南零陵优美山水,称古今名篇。明人徐霞客跋山涉水,攀悬崖,登绝顶,考察自然与人文现象,穷一生精力,撰成举世驰名之杰作《徐霞客游记》,熠熠发光于中华文化之宝库。近之如清代,游记之作,所在多有。如清初古文名家宋荦与汪琬各有一篇同名《游姑苏台记》的游记,描绘苏州城外姑苏山上姑苏台山水情景,宋文并引入汪文写景片段,比读之下,汪文于情似略胜宋文一筹。乾隆时诗人沈德潜有《雨中游虞山记》一文,是一篇情景交融的好游记,作者始而写两过其山而未登的憾意,继而写某次雨中登临,又未能尽探幽邃,而感到心甚怏怏,终而发抒对世事的感慨说:

“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辄尽者,始焉欣欣,继焉索索,欲求余味而不可得;而得之甚艰,且得半而止者,转使人有无穷之思也。噫嘻!岂独寻山也哉!”

晚清时期,中国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有人开始动念走向世界。我的一位乡前辈钱单士厘女士于1903年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历时80日,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介绍所见所闻,不仅量其风物,更对时事感到忧虑与愤懑,充分反映20世纪初一位封建时代的女性的远见卓识。1910年,她又写出一部名为《归潜记》的游记,记其在意大利的见闻和她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看法,更借犹太人在意大利的屈辱惨状,以启迪国人对国事日衰的警觉,体现了游记中的文化内涵。

上一世纪的80年代,中国进入政通人和、文化繁荣的时期,文人学者渐渐摆脱自我封闭状态,不仅国内时有学术研讨,甚且越洋交流,亦非罕见。所到之地,往往将见闻形诸笔墨,于是游记之作时见报刊,而自藏于箧者尤不可胜数。从此,海内外一地之历史沿革、山川风光、民情习俗、名胜遗迹,以及民众之精神素质、文明程度等等,大都见诸文字,斯情斯景,宛在眼前,几于目不暇给。文化内涵更见深厚,中西文化之沟通,日益畅达。

不论古今,凡出于文人学者之手的这些游记,不仅使人广其见闻,更重要的还能以作者对人文意识的诠释,起到了发挥人们追索知识和开拓思路的效能。也引发我对这些文化游记的关爱和思考。

能亲临海内外胜地,并写出文化游记的人,终究是少数,更多的人虽有此要求与愿望,但一则限于精力,二则限于财力,三则限于时间,无法实现自己的向往,于是只好通过图像和文字来满足自己的文化要求。我曾把这种文化享受称之为“卧游”,所谓“卧游”,并非实指,而是借指一种消闲模式,偎在被窝里,仰摊在老板椅上,斜靠着羊皮沙发的扶手,歪躺在被垛上……都属于“卧游”的范畴;但许多文化游记,多散刊在各处,搜寻困难。因此我曾设想如能选辑一批出于文人学者之手,具有文化内涵的游记于一编,提供给那些或年高体衰者,或公私繁忙者,或阮囊羞涩者作“卧游”之需,岂不甚好?

偶然的机会,我和忘年挚友、名记者韩小蕙谈起此设想。她很赞同,表示愿意促成其事。她不顾动过手术不久的孱弱身体,立即投身于策划。她是有名的选家,选过不少集子,很有经验。不过二三个月,应约文稿,纷至沓来,经过筛选,国内域外,大体相当,于是编成两卷一套,题名曰《当代文化游记》。这套集子的编选原则是:一是不仅只描写自然景物,必须有人文文化内容,二是打破作家、学者的畛域,兼收并蓄。粗加披览,国内游踪东及齐鲁江浙,西至陕甘新疆,北达山西蒙古,中南有两湖豫皖,西南通黔桂四川,以至台港澳门,世界屋脊;域外则遍及美加英法,北欧德意,日韩新马。手持一编,不啻周行寰宇,“卧游”之乐,无可言喻。不过编这类选集最易犯两种错误,一是征稿未遍,招致向隅者不满,二是选稿不精,遭受识者讥评。这套书恐亦未能例外。

书稿编成之日,适新世界出版社组成,世林来约稿,乃以此集付之。出版社着眼书名醒目,乃改题为《当代名人文化游记》。展读全稿,作者固多名人,而编选者未敢以名人自居,特此申明。世林复邀作序,于是略陈文化游记之说。至所谓议论也者,盖本季羡老之意,不争论,不辩论,各行其道,各说各话,若三岔口之似接触而非接触。我剿袭其意,借申拙见,当蒙贤达谅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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